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6月13日。陈云与刘少奇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这表现在两位领导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作出了正确判断，并以西楼会议为契机，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而充分的估计，陈云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会后，在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陈云关于财政经济的一系列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切实措施，由此使国民经济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刘少奇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方法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尽快渡过难关，陈云、刘少奇同时选择了在调查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1960年9月开始，陈云四处考察调查。他去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调查，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深的认识，并对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包括增产化肥、排灌机械、拖拉机、胶轮车）等具体调整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见。1961年下半年，陈云又重点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进行了三次调查。一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做的农村调查。陈云花半个月的时间蹲在这个调查点上，吃住在农家。他两个半天听取公社党委的汇报，开了10个专题座谈会，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重点对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调研。之后，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等县和江苏无锡市调查相同的问题。经过全面调查和反复比较后，他向中央报送了三个调查报告。这对于进一步纠正1958年以后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共产风”，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煤炭和钢产量在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后又大幅度下降。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钢铁问题。为把这两大问题的情况弄明白，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他从61个直属矿选取6个矿汇报，归纳出18个专题请大家讨论，加上之前西颐煤炭会议的座谈共计28次。“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平衡，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苏星：《陈云的西楼会议讲话与调查研究》，《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钢铁行业座谈会。钢铁工业座谈会的开法与煤炭工业座谈会不一样，由冶金部统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许多问题参照美国、日本、苏联、英国的情况作了对比分析。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了钢铁大滑坡的原因。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算账式的调查：不仅算建设能力，算成本、支出，更算比较效益。除了通过座谈了解情况、讨论问题，还实地调查。他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了解采掘情况，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陈云的调查使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调整有了整体把握。

　　面对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告急、人民挨饿的形势，刘少奇忧心如焚。1960年3月下旬开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了解基层情况。他一再告诫干部们：“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及某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调查清楚了，问题就可经解决了。”《刘少奇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1年4月30日。 为彻查农村情况，63岁的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初回到家乡湖南，在长沙、湘潭、宁乡三县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在调查前与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约定：“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主要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为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探望患病农民。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指导工作组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特别注意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讲真话，觅取各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迹象。同年8月，他又对大兴安岭林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通过调查，刘少奇深刻感受到“大跃进”以来危害和损失，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

　　这种深入细致的调查是陈云、刘少奇正确把握形势，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并产生共识的基础。

　　陈云、刘少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思路一致

　　要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首先必须对形势和问题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实事求是地讲清讲透困难，否则无法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克服困难的政策措施并推动落实。

　　陈云、刘少奇对当时经济困难严重程度及原因的认识和判断上比较一致，主张大力调整。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刚从湖南调查回京的刘少奇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他主张中心问题“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525页。陈云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如八届六中全会时不赞成发表标志“大跃进”成果的“四大指标”。1959年4月，提出“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5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该由1500万吨降为1300万吨。他清醒地指出：钢铁指标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有计划的安排。遗憾的是，陈云中肯的意见没能引起重视，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1961年9月，陈云在庐山工作会议上，强调工业调整要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并认为要使经济活起来，必须下决心退够。

　　但是，在如何看待经济调整这个关键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存在分歧。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肯正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对生产力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认为目前采取的调整措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希望经过短时期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继续跃进”。与这些认识相关，1961年的调整方针“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足够地加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1962年就成为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

　　为总结经验教训，在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刘少奇提出要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并把过去4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下猛药，才能接受教训。《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但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初稿时，有些人认为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过多了，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要搞得漆黑一团。报告的修改稿作出了“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的估计。为了鼓劲，还提出制定十年规划。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他突破了过去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惯例，提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则因自己与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差距没有在大会上讲话。

　　七千人大会认真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突破了不少框框，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调整以扭转困难形势，需要进一步摸索。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1962年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月向七千人大会提交的《1962年度计划草案》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一九六二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暴露了新的问题。一是计划草案对农业、轻工业的倾斜仍然不够，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仍然过大；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很大缺口。二是国家计委报告提到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中国家财政有39亿元的结余。西楼会议就此展开讨论。大家根据当时国家库存量减少、市场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情况，认为这种“结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初步检查的结果却发现亏空可能有200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财政赤字被账面上的盈余所掩盖，没有揭露出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页。

　　刘少奇对这个“没有暴露赤字，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的预算报告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指示财贸办公室重新写报告，把财政赤字如实摆出来，同时提出要中央解决什么问题，采取哪些措施。会议认为不能就财政说财政，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否则，就会造成今后更大的被动。

　　这些情况证明实际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严重。对此，刘少奇鼓励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和解决新暴露的严重问题，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坚定地提出：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刘少奇请陈云讲话。经过反复考虑，2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如何克服困难呢？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他估计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到五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继续精减的职工，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资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全国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他认为，除了增产粮食以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目前第一位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738页。陈云认同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多次插话。

　　西楼会议正视和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的问题讲透，使得多数领导同志的头脑清醒过来，对调整不再持怀疑观望的消极态度，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调整，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与会的袁宝华回忆，西楼会议上听刘少奇的讲话以后，觉得“很扎耳朵。但听陈云讲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富春、先念都发了言。这才感悟到形势的严重性。”这“让人服了一副清醒剂，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把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刘少奇高度重视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

　　以此指导国民经济大调整西楼会议上，陈云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的特点，他的意见极有说服力。刘少奇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意见，推动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反映了刘少奇统筹大局的能力。

　　首先，刘少奇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变成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性文件。这是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充分肯定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陈云接受了建议。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和陈云分别传达西楼会议的精神。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丰富了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提出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的观点。他阐述了克服当前困难的有利条件，重申了西楼会议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六条意见办法。陈云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据邓力群回忆，“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对怎么克服困难，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刘少奇提议用中央名义将陈云等讲话转发全国。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把七千人大会提出的十年规划做出相应调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指示要求1962年的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09页。3月18日，《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下发。讲话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党内对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再认识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还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非议。刘少奇3月21日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阐述了西楼会议的精神。4月23日，他在中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的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553页。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再次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形势仍然十分困难，“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6页。由于西楼会议以来把情况讲透了，又明确经济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有同志认为：“从前光讲八字方针，如何贯彻执行，不明确。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来，很难办事。思想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现在分为两个阶段，先调整后发展，头脑清醒了，从举棋不定、无所适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不这样，就没有出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3—744页。

　　第三，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全力推荐和支持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重新担负起领导国家财经工作的任务。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大调整的组织保证。3月7日至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西楼会议精神，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提出1962年度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坚决搞综合平衡。刘少奇坚决支持陈云的意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4页。

　　刘少奇不仅十分重视陈云两次会议讲话对调整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认为陈云近几年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主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让邓力群组织收集了陈云从1956年1月至1961年8月的15篇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4月16日，刘少奇特地将摘要送给毛泽东。由于陈云坚决反对，材料只发给了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过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在这种氛围下，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国民经济的调整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全局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推动全国上下迅速有力地贯彻全面调整的方针，4年后理顺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各种比例关系,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这证明陈云、刘少奇对形势判断的正确，解决问题的措施是有力的。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陈云、刘少奇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所表现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我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