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为重要成员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恩格斯认为，探究那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使广大群众、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自觉动因（尽管它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直接或以思想形式反映着），“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和邓小平，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中，携手并肩，相辅相成，从而为彻底清除长期以来盛行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恢复我党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我们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本文就是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

　　一、坚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倡导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的典范。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这样解释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陈云长期在党中央、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这方面的言传身教体会很深。他在延安工作时，毛泽东曾三次向他讲过要学哲学。他认真通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并且仔细研究过他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人民日报》1991年1月18日。诸如此类的话，他讲过多遍。那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提出了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同志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人民日报》1991年1月18日。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纵观陈云几十年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点。

　　长期以来，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非常注意从实际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注意“精细地研究”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称赞。特别是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更加注意研究新情况、新特点，探索规律性。他关于思想理论的阐发，具有明显的实践特点和很强的针对性，其内容十分丰富，表述通俗易懂。这也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从事领导工作的显著特点。

　　对陈云、邓小平这两位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少壮派”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陈云、邓小平的亲切称呼。的工作才干和务实作风，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称赞陈云比较公道、能干、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建国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他认为邓小平跟自己一样，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9—10页。。后来，还称赞邓小平“政治性强，人才难得”。显然，这里的公道、公正，是陈云和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作风。很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本人却在晚年逐渐背离了他在相当长时期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思想观点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革”中加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利用和破坏，我党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遭到空前破坏。

　　（一）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为了党和国家、人民利益，陈云和邓小平等毅然担负起指导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工作千头万绪。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则，仍旧由“左”倾错误思想作主导，拨乱反正工作就只能在徘徊中进行，甚至是无从起步。

　　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长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为批驳这种教条主义态度，文章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要精通“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文章认为，用“两个凡是”态度对待毛泽东讲过的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幼稚者的蒙昧”。这些人把马列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我们对他们“应该做启蒙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以“两个凡是”的面貌仍旧存在，直接目的在于拖延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本目的是采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毛泽东的言论，继续以“左”倾错误思想指导新时期的各项工作。

　　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凡是”虽然仅是一种理论观点表述方法，但却是党在各条战线上指导拨乱反正的主要思想障碍，按照这一指导方针，党就无法使思想、组织、政治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因此，破除“两个凡是”就成为事关工作全局的关键所在，于是，他从1977年4月开始，在许多谈话、信件、报告、外出视察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对这个错误的指导方针。

　　陈云和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系列论述，极大地促动了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思想，开始脑筋，摆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束缚，对于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到了引发作用。这是继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先声，是指导全党拨乱反正工作的根本准则。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后发表在《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这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继续。邓小平讲，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搬不倒嘛。李先念也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邓小平和陈云等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举措，赢得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过程中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陈云和邓小平在思想理论战线，坚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1980年初开始，邓小平、胡耀邦等主持起草《决议》，直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认为，起草《决议》关键问题之一是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否则，就是实际上否定了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因此，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错误实际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他论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陈云完全赞成并大力支持邓小平的正确主张和亲自主持的起草工作。《决议》草稿形成后，他在一个月中，四次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反复推敲，反复斟酌，“经得起历史的经验”。

　　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对毛泽东种种评价，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毛泽东一生是与非、功与过问题上的直面交锋。

　　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从1977年开始至1981年《决议》通过前后，陈云在各种报告、谈话中，多次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回忆他对自己的教育、关怀和保护。例如，他肯定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他指出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写了许多重要著作，这很了不起，“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他称赞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他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如何在《决议》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谈话，概括起来是8个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陈云也作过几次谈话，中心内容是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决议》修改稿完成后，陈云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说毛泽东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讲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落实。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怎样正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怎样科学地论证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有密切联系。

　　陈云和邓小平都认为，首先，《决议》要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写清楚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概括出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其次，要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就是转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另外，要强调全党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重点学好毛泽东哲学著作。为此，《决议》要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他们认为，如果写不好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整个《决议》还不如不做”。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陈云和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特别是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多次讲话、重要论断，抓住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拨乱反正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决议》的灵魂所在。根据他们多次谈话精神为纲领形成的《决议》，总结过去，摒弃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开辟未来，重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真正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它现实意义重大，历史影响深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确处理领袖、政党等问题，也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路线和建设方面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虽然确立，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赞成还是不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或是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大不一样，因此，必须把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他和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和推动下，我们党连续采取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一是大刀阔斧地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把长期蒙受冤屈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新老干部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二是坚定不移地破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大规模地选拔年轻干部，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所有这些，为实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平反各类冤假错案

　　为“文革”中形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是顺乎民意，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亟须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文革”遗留的案件大都是经毛泽东批示肯定，或者党中央下发文件同意的“定案”，所以，复查平反工作可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因此，陈云和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特别是对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靠有关部门，必须由党中央考虑作出决定，具体做法是：

　　第一，无论是谁批示过了，错误的就要纠正。第二，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部纠正。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

　　在陈云和邓小平以及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干预下，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党心、军心大振，人心大快。这一果断举措，顺乎民意，大得人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胸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有错必纠的可贵精神。事实表明，我们党非但没有因为公开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而降低威信，威望反而更加提高了。当然，邓小平和陈云等力主平反冤假错案的目的，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事，而是为了“把人民的力量引向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力主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方面，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具体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培养造就接班人尤其是党中央的接班人，则成为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对此，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

　　1979年10月3日，陈云和邓小平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1979年10月3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半年后，陈云等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一是因为身负领导重任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年事已高，却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急需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他们担负重任，以利于老同志集中精力，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二是为了反对新的个人崇拜，真正实行党中央集体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否则，“工作搞不动”。三是鉴于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痛苦的教训”，出于“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的考虑，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利于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便于培养党的接班人。

　　此外，陈云还认为，中央书记处工作范围，是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是个工作班子。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各级领导部门中赞扬合格的年轻干部。书记处要讲求工作效率，注意身体条件。要允许书记处或其中的同志在工作中犯错误，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陈云和邓小平等希望，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要带头集体办公，不要光在文件上画圈，要开短会，讲短话，“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391页。这不仅在国内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11人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表明，这一重要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一系列报告、讲话中，反复阐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大转变的重要性和如何实行转变问题，积极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再三强调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坚决实行国民经济调整，这是陈云和邓小平等依据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由党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生动、具体的体现。

　　首先，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力主进行经济调整。陈云认为，经济工作讲实事求是，就应该把“实事”搞清楚，“这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当时，“文革”虽然结束，但国民经济还没有达到综合平衡，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人民亟须提高生活水平。根据这种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所以，国民经济工作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指明：三年经济调整工作，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由于陈云和邓小平及李先念等力主，党中央于同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工作中要认真清理经济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真正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

　　其次，批驳阻碍经济调整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1980年11月28日，中央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针对经济调整方针贯彻不力情形尖锐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12月工作会议上又讲：“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他寓意深刻地讲：“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他恳切地呼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能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他主张：“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例如，我很感谢同志们选举我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因为自己“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所以，尽管“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也“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说量力而行。”《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54页。

　　邓小平也先后在这两次会议上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陈云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经过一年多的争论，陈云提出并得到邓小平积极支持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并为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和邓小平都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他们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过程中以及后来所继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他们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成员，同其他成员一道，为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带领全党同志实现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和邓小平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历史贡献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很早就是彼此信赖，亲密合作。除共同革命经历外，陈云和邓小平还都曾接受毛泽东正确的言传身教，汲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核心成员的优秀思想成果外，还在于他们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重视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历史上，由于他们都曾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排挤，因而，对“左”倾指导思想错误有着切肤之痛。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他们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智慧，都反复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加上他们多年来形成的崇高威望，由他们作为主要决策人，领导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等方面的拨乱反正也就势在必行，非君莫属。

　　陈云和邓小平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历史贡献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的结果。是由每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应该说，“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叶剑英、李先念等党政军领导人。他们虽然担任职务，各自主管的工作不同，就是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同一项工作指导也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以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彼此信赖，同心协力，“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