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香港对中国内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长期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积极探索利用香港通道发展对外贸易。目前学界关于陈云在经济领域贡献的论述众多，其中，关于陈云对外经济工作的研究，在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周化民：《陈云在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贡献》，《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陈东林：《陈云与70 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陈云与他的事业》（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迟爱萍：《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熊亮华：《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宋林、吴学先：《陈云与华润》，《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是，关于陈云对港方面的工作，研究较为薄弱。在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利用解密的档案并结合已有的文献材料，考察陈云关于香港工作的历史脉络，以作初步探索。

　　一、促进与香港贸易

　　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是中国外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对我国商品之输出与海外商品之转入，久已成为一重要转口之口岸，特别是对东南亚各地区与我国间之贸易关系，其桥梁作用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年中）》（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陈云关于香港的工作实践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政治上的孤立与经济上的封锁、包围。陈云重视香港在打破西方封锁方面所起到的通道作用，强调“利用香港作跳板”。1951年5月28日，陈云领导下的中财委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外贸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加强缉私工作；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暂停开新购买证，保证资金安全。”《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1952年5月14日，陈云签发中财委电，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作进一步努力，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放弃这个市场对我不利。熊亮华：《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第79页。 当年，中国对香港贸易额达到2916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贸易额的74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年中）》（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港经济活动遇到困难。内地商品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自50年代的排名第一降为排名第三。《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9页。根据1961年4月的数据为排名第三。这一方面与香港自制品的出口增加有关。根据香港当局的统计，“1961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是1721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182%。其中进口贸易总值1038 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182%；出口贸易总值683亿美元，比1960年减少02%。在出口贸易总值中，香港制品511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25%；转口货172亿美元，比1960年减少74%。”《香港市场情况及我对港贸易情况》，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档号：110—01545—02。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出口商品趋少、趋差，无法与西方国家的商品竞争也是内地商品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重要原因。1961年6月10日，华润就市场份额问题向中央汇报时指出，“我国出口的30种主要商品在香港市场上的变化情况：猪、鱼、绸缎仍占优势，牛、蛋、精糖比重下降；本色布我同日本各占一半，染色布、花布日本仍然领先；自行车、胶球鞋销路未能打开，缝纫机、收音机销路反而缩减。”《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0页。

　　为保障对香港的供应，1960年12月3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指出，关于1961年家禽、蛋品出口金额，大约有三千万美元，都是出口到香港市场上的。这部分产品如果不统购而由自由市场交易，国家可用自由市场价格购到一部分，香港的供应不致全部中断。《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为缓解内地粮食供应紧张局势，陈云提出提高进口大米的总量，而香港正是进口粮食的重要通道。1960年底，周恩来与陈云、叶季壮商量要进口150万吨大米，随后外贸部将数额改为200万到250万吨大米。据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我就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后觉得很意外，问我这个决定是谁的意见，我说是陈云同志和叶老商定的。总理又打电话问陈云，得到确定的答复后总理认为国内的灾情和粮食紧张一定很严重了，因为陈云同志一向很稳的，这回要这么多粮食一定事出有因。”《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随后，购粮工作立即展开。1960年12月，外贸部成立由进口局、运输局和华润公司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进口粮食办公室，叶季壮任主任，雷任民任副主任。几乎同时，华润成立了粮食进口工作组。1961年1月19日，陈云谈道：“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从1961年至1965年连续几年中，中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它占京、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和辽宁省用粮总数的70%—80%。500万吨粮食在中国粮食的总量中比重虽然很小，但是在全国粮食的调节上却起了重大作用。它不仅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并且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1416页。据华润公司的巢永森回忆，“1960年底到1962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完成了1961年粮食进口计划，跟加拿大、澳大利亚也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争取到了延期付款，这样中央就高兴了，外交部通知丁克坚（注：时任华润总经理）和我，随叶季壮部长去中央汇报”。《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8页。

　　20世纪70年代，在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工作期间，陈云关于香港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陈云强调利用香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1974年7月，陈云提出要打开西欧国家副食品出口市场的主张。在具体方式上，首先要建设和扩大蔬菜等副食品生产基地，扩大出口数量，提高出口质量。其次，要拓宽贸易渠道和出口路子。外贸部在香港设立的华润公司，就是为了充分发挥香港对内地进出口的基地作用。陈云指出：“要充分利用香港，把华润公司扩大，变成‘外贸第二部’。华润公司的经理得是个副部长。我们不能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华润公司可以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这样搞，毛病可能出一点，可能有个把人叛变、投敌。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人家挖我墙脚。”《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0页。同月，陈云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外贸问题时指出：“对美国的贸易，还是集中抓两条：一是利用香港，一是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贸易。这些地方游客很多，每人花五元、十元不算一回事。要专门研究一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他的路子也要找。在商品上，一是纺织品，二是工艺品，三是兔子肉。”《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0页。第二，陈云辩证分析对港出口贸易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注重加强对港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1974年，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所得占现汇收入的第一位，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同年8月，陈云在同外贸部负责人一起研究对港澳的出口贸易问题时指出：“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但也有可能被挤掉。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竞争激烈。竞争对手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竞销，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陈云进而提出：“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229页。

　　二、支持华润等香港对外贸易机构的工作

　　华润是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吴仪指出：华润的发展历史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历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也折射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变迁。华润曾是我国最大的现汇来源渠道，代理贸易曾一度高达全国外贸总额的30%，华润是广交会的发起和组织者，是“三来一补”的首创者，是香港中资企业的摇篮。吴仪：《传承历史，再创辉煌（序）》，《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五丰行和德信行都是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所管理的贸易公司。其中，五丰行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而德信行是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陈云支持华润等对外贸易机构的工作主要体现为：

　　第一，陈云与华润的诞生有着密切联系。华润公司的前身是联合行。联合行于1938年成立，创始人为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杨廉安在陈云的领导下经营店铺、建立交通站。1938年，为了妥善保管筹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找杨廉安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香港以开公司为掩护协助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8年，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并得到中央批准。

　　第二，针对华润公司利用交易所买糖，陈云提出可以利用交易所。1973年4月，中方决定进口47万吨原糖。外贸部给华润限定了最高价和最低价。为了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上涨，华润公司决定通过新加坡商人郭鹤年，在伦敦交易所完成这次交易。此前，中国一直把交易所和股票市场视作资本主义的象征，不准华润经营股票。

　　1973年7月14日，陈云听取华润公司和五丰行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华润总经理张光斗，副总经理张政，华润德信行经理乔文礼，华润五丰行副经理曹万通。曹万通回忆说：“那天是姚依林副部长带我们去的，是在陈云的家里，陈云的秘书在场，我们几个人围坐在茶几周围。陈云身体不好，夏天还穿着马夹。开始他只是听我们说，最后才讲了一些很肯定的意见”。 《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对于能不能利用交易所，陈云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我们离不开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外汇的主要来源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改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利用交易所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绝不做投机倒把买卖。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小组要开会讨论。《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汇报之后，陈云专门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央批准进出口工作利用交易所。

　　1974年7月4日，陈云就交易所问题再次指出，“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自1973年至1976年，华润公司一直秘密利用交易所做贸易。

　　三、推动香港回归祖国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随后，廖承志主持国务院港澳办等有关部门修改原来拟定的十二条对港基本方针政策。经过修改的十二条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方针政策的第十二条着重指出：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五十年不变。198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作为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陈云与邓小平一样，关心并重视祖国统一伟大事业，大力推动香港回归祖国。

　　首先，陈云同意中央确定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1983年5月14日，在廖承志应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向陈云汇报时，陈云指出：我看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条很好，人心就定了。从1842年到1997年，共一百五十五年，收回香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子孙后代有交代了。国民党什么也没有收回。陈云还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凡是赞成收回香港的都是爱国分子，这一条“很重要”，“宽之又宽就是了”；“尽量用本地人，包括英国人和其他国的人”。《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8—1679页。

　　其次，陈云强调，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用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从中国领土上割让出去的。现在，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确认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十三年后，我们还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至于香港的社会制度，我们说了，至少五十年不变。这样做，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对我们四化建设的作用。事实说明，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步骤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这个任务。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生效后，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此外，陈云通过香港商人给台湾方面捎话，表达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殷切期望。陈云指出：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关于统一的方式，有一个用什么“统”的问题。照我们的意见，就是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其余都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同时，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四、结语

　　周化民曾就陈云在对外贸易工作中取得成就指出：“在我们对外贸易工作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能听到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观察和解决外贸问题的指示和意见。这些意见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周化民：《陈云在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贡献》，《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陈云关于香港工作的历程。陈云关于香港工作的历史贡献可概括如下：

　　第一，陈云重视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工作，强调充分发挥香港的“通道”作用。一方面，推动内地对港居民的贸易，向香港输出日用品，在解决香港民众生活困难的同时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利用香港作跳板”，积极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陈云在对港经济工作中，注重运用辩证法，看到对港贸易的双重条件。

　　第二，陈云支持华润等香港对外贸易机构的工作。他亲自策划成立的华润（联合行），在中央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下，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发挥了作用。陈云多次与华润等香港对外贸易机构负责人谈话，在了解对外贸易工作情况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文革”尚未结束的艰难岁月，陈云支持华润利用交易所买糖的工作。自此开始至“文革”结束，华润一直秘密利用交易所进行贸易。

　　第三，陈云关于香港等问题的论述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他对于香港“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肯定以及“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铿锵诺言，体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与使命感。陈云通过香港商人给台湾方面捎话，提出关于祖国统一、两党谈判以及统一方式的论断，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贡献，也表达了对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