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Mills, CW)提出。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渐引入教育社会学中，指对个体自我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即对个人智力、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发展、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父母、教师、受崇拜的人物及同辈群体等。《教育大辞典》第6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按照重要他人对个体的具体影响方式的不同，将重要他人分成互动性重要他人和偶像性重要他人。
翻开伟人陈云的成长日志：少年成孤，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参加过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运动。年方二十，陈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陈云领导农民暴动、白区工作，主持党的组织工作、财经工作，迅速成长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历经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并在各个时期的关键时刻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在陈云传奇的一生中，是否有过那么些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他人，最终改变其思想、言行促使他走上光辉的革命征程，并铸就他的辉煌人生呢？
早期启蒙者——张行恭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青浦区练塘镇一户贫苦农家。在陈云二岁和四岁时，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如果说父母是子女成长中的启蒙老师，那么双亲的缺失，无疑使陈云缺少了人生中的第一任重要他人。1917年，陈云在练塘镇颜安小学校长杜衡伯的保荐下进入颜安小学读书。在陈云就读时，学校实行新式教育，调整了课程设置，增设了音、体、美教学，进行“仁、智、勇”教育，聘请了一些接受了新文化的老师来授课。在这里陈云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重要他人——班主任张行恭老师，他的出现可以说是在当时战火弥漫的历史背景下直接启蒙了陈云的爱国思想。
张行恭，字子谦，上海松江人，生于1890年，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颇深，学生们很喜欢听他的课。在张行恭老师的课堂上，陈云了解到洪秀全金田起义、轰轰烈烈震动大半个中国的故事，知道了“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戊戌六君子”为理想慷慨就义的壮举。陈云的眼界逐渐开阔起来，振兴中华、驱除列强的爱国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慢慢生根发芽。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很快传到青浦，极大地振奋了水乡人民的爱国热忱。1939年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陈云生动地回忆道：“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进行了罢课和运动，之后又进行了宣传和演剧”，《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这位姓张的教员就是陈云的班主任张行恭老师。当时，陈云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参加颜安小学高校部师生组成的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发起救国储金会，高喊“打倒卖国贼！”“睡狮醒来！”“废除卖国条约！”等口号，讽刺投降卖国贼，弘扬爱国精神。通过亲身参加这次爱国运动，年仅15岁的陈云在思想和能力上都得到了一次实际锤炼，并由此萌发了他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深深思索。6年之后，陈云撰文分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民族运动的重大意义：“五四运动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在充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基础上，陈云同时指出中国民族运动的未来：“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惟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恩师张行恭不仅启蒙了陈云的爱国思想，锤炼了陈云的领导能力，而且在陈云的人生转折点上，帮助他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对此，陈云在弥留之际，曾对女儿陈伟兰意味深长地说：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919年夏，陈云于颜安高小部毕业，因家境贫困，第三次面临辍学的困境。当时陈云“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他只能“在家内帮助抱小孩”，做些小酒店的杂务。陈云在1936年7月《自传》中写道：“我是在章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民国八年，那时已十五岁，指虚岁），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即在家里等了半年，十年冬才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19年秋季开学后，张行恭从松江度假回来，到各个毕业生家里家访，当他了解到学业优异的陈云因为经济困难而株守在家时，这不禁勾起了张行恭的怜才之心，即刻委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二弟张子宏，希望他留意一下，帮自己优秀的学生找个工作。大约一个月后，陈云在张行恭的带领下，背着简单的行装，离开家乡章练塘，搭乘一叶小舟，经松江到达上海，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征程。多年后，陈云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衷心感谢你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助我离开练塘进入商务馆，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没有先生的指引，就没有我的今天”《上海陈云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感怀恩师之情溢于言表。
革命引路人——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这所创始于1897年初的近代出版机构的先驱。自20世纪初张元济入主以来，昌明教育，传播新知，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近代出版企业、出版家和学者合作的格局，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与传承贡献颇巨。徐国梁、崔桂林、陈渊编：《陈云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张元济，号菊生，生于1867年，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做过京官。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张元济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矛盾曾赞扬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十月革命后，张元济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出版了大批介绍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理论书籍。商务印书馆也成为知识分子荟萃之地，拥有不少先进分子、知名学者，如中共早期党员陈独秀、沈雁冰、董亦湘、恽雨棠、蔡元培、叶圣陶等人。
就是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一方面，陈云利用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通过勤奋好学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另一尤其重要的方面，陈云通过与董亦湘等先进分子的交流，开始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那时陈云还很年轻，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但陈云读了张元济所长所倡导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等介绍马列主义新思想理论的书籍后，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人生观的这种根本性转变，标志着陈云由一个好学、上进的店员，开始成长为一名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得益于张元济昌明教育，传播新知的民主思想，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变得意义非常。也许当初他本着报答舅父母养育之恩，为一己求谋生之路的单纯愿望来到了这里，但历史的使命和个人的不懈追求，让他无法置身事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革命岁月的洗礼中，陈云开始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他的使命。198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陈云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元济的远见卓识。建国后，张元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1984年8月14日，陈云欣然为设在浙江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挥毫题写馆名，表达他对张元济的尊敬和怀念之情。《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思想之灯塔——毛泽东
陈云有一个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著名论述，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些思想产生于延安时期陈云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蕴含了陈云学习哲学思想后的深刻体会，更是他结合工作所总结的思想精髓。对此，人们也许会心生疑惑：在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哲学——这门曾经被人们误解为“神秘玄学”的学科，何以成为陈云长期伏案研究的“座上客”呢？陈云之所以开始学哲学，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对其的思想点拨，其中更蕴含了陈云与毛泽东的深深情谊。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陈云从上海奔赴江西中央苏区。起初，陈云对毛泽东并不熟悉，初次相见仅留下“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的印象。后来经过多方的观察和了解，陈云逐渐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毛泽东深入剖析李德等人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出了深入敌人后方采取运动战术的创造性战略思想，让陈云豁然开朗，颇受启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陈云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坚决支持毛泽东担任领导，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作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讨论王明错误时，陈云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陈云义正词严地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都是他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在1941年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特别谈到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进入苏区前，对毛泽东是‘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陈云更是深情地写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泽东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呀。”《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遵义会议后，陈云奉命到莫斯科期间，曾到列宁学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思索。那时候，陈云经常思考人为什么会犯错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他联系自己的经历思考：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因为经验少呢？对这些问题，陈云看得很重，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个心中的问号，直到陈云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再次相逢，才得到圆满的解答。
抗战爆发后，陈云回到延安，曾三次就怎么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些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他说，工作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思想方法更重要，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毛泽东还特地建议他学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对毛泽东讲的思想方法问题有深刻领悟，于是下决心学习哲学。对于学习哲学的这一过程，在1981年，陈云自己回忆道，“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在另一次谈话中，陈云再次提到了此事，“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王道俊主编：《生活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就这样，陈云的15字要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人生准则，成为他毕生落实实事求是这一科学思想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在陈云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始终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为指导思想，制定政策、处理问题、发表讲话。在建国之初，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这样评价：有由中央财经委主持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曾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的，有创造性的。”在陈云的晚年，他更是多次将这十五字要诀书赠各级领导干部并系统阐述“十五字”思想的指导作用。有学者指出，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夏仲烈：《云栖竹径杭州情——忆陈云同志在杭州》，《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革命之导师——列宁
从重要他人的分类上而言，如果说张行恭、张元济和毛泽东是陈云的互动性的重要他人的话，那么列宁可以称得上是陈云不折不扣的偶像性重要他人。由于时空的限制，列宁与陈云没有任何的直接交往，但是陈云通过在商务印书馆、莫斯科马列学院、延安及江西等地认真研读列宁的著作，被列宁的一系列哲学思想和党建思想所深深折服，引发其内心的深思和共鸣，尤其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列宁于1906年3月，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策略纲领》中最早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http://baikebaiducom/view/59981htm。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了党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时，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杰出领导者，陈云深谙此思想在维护党纪党法，巩固党的政权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陈云在各个时期都时刻将此思想认真秉持和落实。
1937年11月底，陈云等人从新疆回到延安。1个月后，即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任时长达7年。在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因此，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曾经轰动延安的刘力功事件就是陈云在这一时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纪的一篇杰作。为了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陈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题目就叫《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陈云在文中引用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话，借以强调维护党纪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陈云任委员。当时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1947年陈云在他所发表的《健全党内生活》这一文章中曾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的第二条就是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陈云指出：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民主又必须集中。《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戴上“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并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前往江西“蹲点”。在江西蹲点期间，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陈云很长时间都是在学习《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陈云在江西期间，他的五个孩子曾先后到江西探望过父亲。他们回忆父亲时说：“在他下放到江西的日子里，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7页。女儿陈伟力曾在陈云的炊事员病休期间去江西帮父亲做饭，当时陈云就曾让女儿伟力跟着他着重学习了列宁著作，并经常满怀感慨地对女儿伟力说：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结合中国的实际，陈云就讲到，如果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陈云家风》，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文革”结束后，在1982年6月24日，陈云在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中，针对“文化大革命”问题，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由此可见，陈云当年对女儿伟力的那番话可谓是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党内又恢复了民主集中制，1985年在召开的共产党员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面对全党中青年干部，再次重申：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陈云始终把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他强调必须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他强调要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允许党内存在不同意见，防止“一言堂”、“一边倒”……陈云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所作出的探索，对于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意义及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价值。
结语
早在米德时代，重要他人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就被认同，“作为社会的自我，他通过语言过程使自己采取他人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他人，而他人的价值观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观。”伟人陈云成长历程中的重要他人，并非仅限于张行恭、张元济、毛泽东、列宁这四人，但这四人无疑对陈云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幼年成孤，恩师张行恭无疑在陈云孱弱的心田播下稚嫩的爱国之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倡导民主，弘扬新知，天下仁人志士齐聚一堂，陈云也由一己求谋生之路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职业革命家的征程。毛泽东和列宁这两位世纪伟人，在陈云从一位普通革命者到一位睿智且富有远见卓识的革命领袖的成长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一声“思想方法不对头”，铸就了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的思想精髓；列宁的一句“民主集中制”，谱写了陈云整顿党风，恪守党纪的卓越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