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自幼家境贫穷，没有多少条件看历史书籍。但他从小酷爱历史，通过民间说唱艺术等形式，获取大量历史知识。14岁那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有了接触史书的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抓紧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他意识到运用述史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的重要意义，并在十分危险和动荡的环境下，假借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亲笔撰写了一篇长达3万余字、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历史纪实性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该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上，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问世，为粉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他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再写这类体裁的作品，但在讲话、报告、文章中，仍然喜用历史事例阐述革命道理。例如，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为了说明个人有成绩应当首先归功于人民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他就举过红军长征的例子。改革开放后，他为了说明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是错误的，也曾采用历史对比的方法。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3]

　　陈云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从五卅运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他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工作有着特殊感情，给予过热情支持和许多具体指导。在历史新时期，他出任过主要由老一代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认真审查过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详细解答过党史工作部门提出的各种问题，为许多革命烈士书写过证明材料，为许多革命胜地和革命前辈的纪念碑、纪念书籍、纪念活动题过词，还为专事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写过所名。他多次主动过问和亲自主持过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花费精力较多的有对“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党内文件的撰写，有对《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这一历史档案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领导机构组成问题的答复，有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有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这些工作为解决党史诸多疑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研究党史做出了示范。

　　陈云同志主张，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史经验，都要先把史实搞清楚、弄准确，使它站得住、立得稳，以便做到结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纵观其一生，他不仅从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主张，而且为此提出并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例如，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两个凡是”的禁令，提出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邓小平同志应当早日恢复工作；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突破禁令，呼吁实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邓小平等同志一道积极推进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力主重新审查潘汉年历史积案，等等。二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力求全面，防止片面。例如，他在指导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时，实事求是地看待林彪和苏联的作用，等等。三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尽管可以变，但对史实不能随形势变化而任意改变。例如，他在彭德怀平反和康生被开除出党籍后，坚决不同意对自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彭德怀和康生两人的称呼作重新处理；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断然拒绝把自己履历表里的“小学毕业”改为“相当大学”，等等。正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所以他在历史问题上说过的话，总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有放在历史的全过程中考察，才可能看得清楚，作出科学评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铭记在心，运用娴熟。1980年，党中央决定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起草一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初稿拿出后，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很好体现他的设想，要重新来过。为此，陈云同志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段落，指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况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4]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5]，指示起草小组照办。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尤其重视，经常强调，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两案”审理，涉及不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部队老干部。陈云同志依据《历史决议》的精神，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他说：“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种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7]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涉及对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陈云同志一方面主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一些人关于我国计划经济学的是苏联那一套的非议指出：“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8]“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9]

　　再如，对外开放后，涉及如何对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而且要把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说：“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10]他在发言最后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1]

　　如何看待时代的性质，也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个突出问题的重要论断，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当代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而且始终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和平和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1989年9月，陈云同志在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12]过了八天，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谈话时也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13]

　　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秉持不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陈云同志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14]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针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出野心家的问题，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能只靠毛主席一个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是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二是高级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中要警惕骄傲，千万不要背所谓“一贯正确”的包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本质和现象两方面构成，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现象有时反映本质，有时并不反映本质。党的性质、宗旨与党的路线相比，是更具深刻性和稳定性的方面，在历史上，有时党的路线错了，不等于我们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就变了。这个观点，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例如，在党的七大上，他说：“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15]后来，在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他又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16]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时经常把国内外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例如，他针对计划编制工作指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17]他针对体制改革指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18]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粮食供应紧张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之间的关系，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主张。他说：这个道理“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19]对于困难程度的大小及克服困难的快慢，他也注意从历史的统计中寻找答案。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粮食平均每年增产120亿斤，而恢复农业的条件，好坏两种相抵还不如过去，因此，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为了说明钢铁质量、品种胜于数量的道理，他列举美、英、德、日、苏等国90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指出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已经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他说：“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20]

　　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上，陈云同志也有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强调，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错了，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他认为，要重视别人的经验，更要重视自己的经验；要重视成功的经验，更要重视失败的经验。他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把失败当成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21]他告诫人们，对历史经验要从积极方面总结，不要消极总结。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提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22]他的这个意见，后来被吸收到了报告中。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陈云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常把自己摆进去。例如，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表示很高兴，他在发言中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23]他还要求把自己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对此，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带有普遍性，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他这样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陈云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三个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充分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国史主流、本质及其不同历史时期互相关系的准确把握，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看待党史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学习陈云同志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要同学习、领会和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正确看待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抵制敌对势力歪曲、污蔑党史国史和党的领袖、英雄人物的阴谋，打赢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硝烟的战争，为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汇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