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犯，地方政府和军阀撤走了，抛下没有作战经验的平民百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来了，除了自己作战，他们还尽心尽力地教农民们如何运用游击战保护自己、守卫家园。”卡尔逊在发回美国的军事报告中将这些情况如实汇报，希望传递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信息。卡尔逊的孙女凯伦告诉本报记者，在祖父之前，还没有哪一位美国军官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过接触和深入交流。

　　回到汉口，卡尔逊告诉大家，日本人没有完全征服华北，虽然他们有现代化武器却无法战胜中国人民，八路军的行军和作战智慧都超过日军。他的这些话很快被媒体报道，遭到日本政府抗议，为此美国海军部要求他注意自己言行否则后果自负。这一指责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失去上司信任，失去自由表达的权利。凭借军人灵敏的直觉，卡尔逊预感美日开战的日子为时不远，中国将是美国盟友，应该有人采取行动启发民众。1939年春，他辞去了军职。

　　1940年10月，他再次来到中国，与另一位热爱中国的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一起考察工合运动情况，从中认识到没有经济做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回国后，他敦促民众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事迹。1947年春，他在病榻上预言“中共18个月之后一定会控制中国”。

　　（作者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报驻美国记者陈丽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工合运动 经济建设援革命 

　　吕宛如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篇章，那就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年头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国际友人共同发起的工合运动。它表面是解决战时百姓生存问题的生产运动，实际上是维系全民抗日救国战争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国抗日统一阵线的产物，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产物。

　　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对上海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造成两万多家工厂变为废墟，五六十万工人逃亡内地。在这大难临头时刻，一直奔走在中国抗战前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应在非占领区各地发起一个建立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帮助提高中国抗战经济实力，随后，另一位了解并热爱中国的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起草了组织一系列小型合作社的计划，该计划立即得到上海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几经周折，1938年8月5日，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理事包括国民政府政要、共产党领导人和部分民主人士代表，充分体现国内抗日统一阵线的合作和一致支持。工合运动就此正式启动。

　　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是在陕西宝鸡由7个铁匠组成的“工合打铁合作社”。宝鸡的地理和人文条件较好，工合运动在这里开展迅速，当年年底就建起69个工业合作社，社员达1146人。良好开端不但令国内感到鼓舞，也让外国友人对工合运动提高了信心。英国年轻记者乔治·何克自愿来到宝鸡，成为帮助艾黎办“工合培训班”的第一人。

　　工合运动快速发展形势在国外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英、美的同情者认为，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抗日救国的一个经济武器，有利于保卫中国工业和胜利后的和平重建。介绍和报道工合的文章、故事、图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英国舆论界也很支持工合，如“中英发展学会”在英国积极推介工合运动。美国方面更注重做上层工作。1940年7月，斯诺夫妇直接上书罗斯福总统，详述工合运动对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保卫一个独立自由中国的生存，以及维护美国的安全都有重要意义，建议美国政府给予工合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示支持。热爱中国工合精神的美国将军卡尔逊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把工合作为鼓舞战士冲锋的口号，打赢了第一场反击日本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美国人从此把“Gungho”一词列入英文词典，成了“努力干，一起干”的代名词而传遍全球。

　　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抗战期间留下一段光辉历史。在国难时，它为解决部分百姓的生存问题立下丰功，同时在国际上赢得他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这为后来新中国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艾黎眼中，工业合作社不单是个生产组织，而是代表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把五四精神带到工人和农民当中去。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工合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和曾深入人心的“努力干，一起干”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合精神内涵，也许会给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添加一股有益的力量。

　　（作者为工合国际前主席路易·艾黎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