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凡目睹这场划时代战争的人 都不怀疑中国复兴的确实性 ——外国记者“看到”的中国抗战
曾活跃在上海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赴延安访问。 资料照片
西方人记载淞沪战事的总报道
“本埠各报均以大字记载其事，伊等之忠诫，被称为‘上海之阿克萨尔’，伊等被称为‘孤军’”。10月29日，“昨夜有人将中国国旗运进货栈内之‘孤军’，故上海居民清早醒来，即见货栈屋顶有国旗临风飘展，比附近一带之日旗均大。”
——《大美晚报》记者勃鲁司
“本文作者于今晨往闸北视察一周，其紧张空气及静待事变之景象，除盲目者外，无人不能见之。”1937年8月12日，美国人勃鲁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勃鲁司供职的 《大美晚报》，是一份面向旅沪美国侨民的报纸，1929年4月16日在上海创刊。
勃鲁司的日记是从当年8月8日开始的。这一天，“日军进占故都北平”，在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当晚进入闸北。次日清晨，两艘日本驱逐舰开入浦江，连同此前三艘，共有包括主力舰“出云”号在内的五艘日本军舰泊于浦江。
12日，勃鲁司观察，“华军之八十八师开始由汽车、火车源源开到，即据守昨晚所设备之沙袋防御工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此八十八师队伍，俨如曾受高等训练之外籍军队，……往来巡逻，极为尽职”。
战争爆发于翌日，勃鲁司全程观察记录报道。根据自己和各国驻沪记者的记录，他编著《上海不宣之战》，由大美晚报社在同年年底出版。这本书，可视为西方人记载淞沪战事的文字照片的总报道。“我们在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发现了这本书。”《上海不宣之战》 被收入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抗战》丛书，责任编辑张树告诉记者，这是此书1937年底出版后的首次重新面世。
勃鲁司全程跟踪的这场“不宣之战”，也是中国战时被外媒记录最细的战役。上世纪初的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包括路透社远东分社、合众社上海分社、美联社上海分社、塔斯社远东分社，英文《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法文《上海日报》，犹太人办的德文《黄报》，以及《俄文日报》等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指出，这一时期的上海，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总汇。外国记者和报刊在上海的活跃，更使这座城市成为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基地。
《大美晚报》是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晚报，也是很多美国记者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地。当时，在沪外国记者中，美国记者是人数最多的。他们大抵可分两类，一类职业记者，一类自由记者。前者大多有专业教育背景，对中国有浓厚兴趣。《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和埃德加·斯诺等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后者情况相对复杂，来华多因“偶然”，不少人迫于大萧条压力，漂洋过海，来上海撞大运。
没有更多资料显示勃鲁司来到上海属于何种情况，但他对于淞沪抗战的报道无疑是尽责的。《上海不宣之战》从1937年8月8日始，12月20日终，勃鲁司几乎每天都在第一线观察，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指挥官都有交流。在他的记载中，不仅有上海战情，也包括中国战场和整个太平洋区域的情势变化。
10月27日至31日，勃鲁司记载了“扼守如炮垒似四行仓库的八十八军之一部”的英勇奋战，“本埠各报均以大字记载其事，伊等之忠诫，被称为‘上海之阿克萨尔’，伊等被称为‘孤军’”。10月29日，“昨夜有人将中国国旗运进货栈内之‘孤军’，故上海居民清早醒来，即见货栈屋顶有国旗临风飘展，比附近一带之日旗均大”。
提供对抗战另一维度的描述
“想为这划时代的大战，逐日记下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国目下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一次的战争，正给予中华民族一个博取自由的良机……这是一个解放的战争，无论从国内的民众，或国际上的地位看来。”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
在张树看来，这些外国记者的作品提供了对于抗战另一个维度的描述。中国记者关于淞沪战事的描述大多增加个人情感，且不少记者是作家出身，所写内容以小说手法表现，人物有塑造成分。外国记者则从中立的角度，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争，勃鲁司在《上海不宣之战》的自序中阐明：“本书内所载之事实，及发展之程序，其大部分皆为作者所目睹，其余部分乃从中立之新闻记者、通讯社及新闻发言人摘得，本书所根据消息之来源，亦明白注于册中。作者在编辑此书时，曾尽力避免任何个人之私见记述于内。”
鲍威尔担任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便持续不断地揭露日本阴谋霸占中国的野心，刊发大量文章与图片，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的罪行，展示中国人民抗战活动。该报还先后发表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介绍共产党、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斗争情况的报道。其中，斯诺的陕北之行和他介绍毛泽东论述抗日战争的有关文章，最为著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鲍威尔与《大美晚报》的主编均遭日占当局迫害。
《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抗战》丛书中，收录了《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编写出版的《抗战一年大事记》和《中国的抗战》。鲍威尔在前言中写道：“想为这划时代的大战，逐日记下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国目下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一次的战争，正给予中华民族一个博取自由的良机……这是一个解放的战争，无论从国内的民众，或国际上的地位看来。”
走向各大战场和抗日根据地
“凡是看见过战争中的中国的人，谁都不能怀疑中国复兴的确实性，虽然过于乐观是近于愚昧的，但是仍然可以相信日本到底不能征服她。”
——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
不仅在上海，更多外国记者走向全国各大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进行直接深入、客观公正的报道和介绍。他们中有人见证了中国抗战开端，如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有人第一次向外界全面、系统、公开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如英国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宋庆龄则在读了《人民之战》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他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
丛书作者中，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是唯一一位女性。1938年夏，她从香港出发，经广州、武汉来到南昌。就在那里，阿特丽第一次见到空袭场景——“到处是死尸，是残废者，是半死的人。”
阿特丽是当天在南昌的唯一一位外籍记者，后来，她又追上了部队进行采访，并将这段经历写成《扬子前线》。序言中，阿特丽说：“中国的战时生活并不全是可悲可怕的，却也有可喜可贺的方面，中国人的镇静和滑稽，中国人的和蔼可亲，以及他们的听天由命的哲学态度，全部传染了战地记者‘汉口帮’的各个分子。凡是看见过战争中的中国的人，谁都不能怀疑中国复兴的确实性，虽然过于乐观是近于愚昧的，但是仍然可以相信日本到底不能征服她。中国的游击队并不劣于新英格兰的民团，而且中国的团结比十八世纪美国十三州的联合更为巩固。”
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开篇的判断更精炼：“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开始了。”（记者 施晨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