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抱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华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
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法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后，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其不再“按规矩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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