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释放战俘问题上，美国所谓的“自愿遣返”，不是如杜鲁门等华盛顿高层所说的出于“人道主义”、“人权”的原则，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打意识形态战的意图。　　

　　朝鲜战争时长三年，期间为军事停战而举行的谈判就长达两年之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本来，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号条款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全部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中朝方面在谈判之初亦设想，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全部遣返原则，战俘问题的解决将不会存在障碍。出乎意料的是，美国拒绝遵守该公约规定，杜鲁门政府炮制出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不按照战俘的归属地而是根据战俘“个人意愿”来实施遣返。由于中国刚刚结束解放战争、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美国拘押的中朝战俘个人身份比较复杂，美国刻意利用这一点，使战俘遣返问题随之被弄得异常复杂，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朝鲜战争停战局面迟迟不能出现。

　　何谓“自愿遣返”？

　　“自愿遣返”政策由美国陆军部负责心理战的麦克卢尔准将率先提出，由杜鲁门政府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详细计划，得到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及军方要员的鼎力支持，最终于1952年1月由美国谈判代表在板门店正式执行。其实质是将战俘遣返问题作为实现冷战目标的工具。

　　第一，迎合当时甚嚣尘上的“反共”政治的需要。

　　在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渐趋高潮之际，美国社会掀起了麦卡锡主义黑色狂潮，杜鲁门政府完全陷入这股“反共”潮流之中。对其而言，坚持“反共”原则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几乎完全左右着美国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杜鲁门日记中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载。美国高层以近乎仇恨的目光注视着停战谈判的对手。当他们发现在朝鲜战场上无法取胜并实现“反共”目标时，便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优待俘虏及避免加重军事负担等方面的考虑，战争初期中朝方面释放了绝大多数美韩战俘，导致停战谈判开始时美方拘押的战俘人数远超中朝拘押的人数。而且，在美方拘押的战俘中，有一些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投诚的士兵、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军队投诚的士兵，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因投诚时间短、战事紧张等因素而思想尚未改造好，还未树立起牢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在与美军合作的国民党特务和韩方军警的煽动下，他们很容易滋生拒绝遣返的想法。而华盛顿正是充分利用拘押战俘中蕴藏的“反共”机会，毫不犹豫地祭起“自愿遣返”的政策，将其作为在国际社会从事“反共”事业的重要武器。

　　第二，满足冷战心理战及意识形态战的需要。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自信心极度膨胀，急欲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抵制。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杜鲁门政府对此极为恼恨，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对德国战俘运用的心理策略搬到朝鲜战场，向其拘押的战俘灌输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引导战俘改变政治取向。1950年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81/1号文件明确提出，确立心理战原则，在战俘转移到拘押地之后利用并训练他们，使其将痛苦和怨恨从美国人身上转移开，将矛头指向朝鲜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及美军心理战高层专门说明“自愿遣返”政策的诸般益处。例如，能够发挥宣传效用，鼓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士兵在朝鲜战争中叛逃，打击中国和朝鲜关于其政权唯一合法的主张，在未来战争中吸引更多的对方士兵投降，因为他们不必担心遭到强制遣返。同时，美军高层认为，若不坚持“自愿遣返”政策，将会妨碍美国未来的心理战行动。1951年8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特别强调，通过“自愿遣返”的方式扣留部分战俘，既可以利用所谓战俘被遣返后可能被处死或服苦役这一问题制造“人权”舆论，又能够发挥心理战效果，对在全世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重大价值”。这就表明，所谓“自愿遣返”并不是为了追求华盛顿所标榜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目标。

　　第三，拖延谈判并防止舆论谴责的需要。

　　为了获得巨额军费，杜鲁门政府需要将谈判拖延下去，使朝鲜战争持续下去，以便有充足理由获得国会批准天文数字的军费。所以，他们必须在谈判中找到一个借题发挥的问题，让对方无法让步，从而逼使其和美国一起把谈判拖延下去，同时美国还可以不受舆论的指责，不用为拖延谈判承担责任。显然，在几项议程中，只有坚持“自愿遣返”政策，强行扣留一部分中朝战俘，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让中朝代表团无法作出让步。在充分了解美国谈判代表的看法——共产党方面不会接受美方遣返原则后，杜鲁门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战俘问题阻挠谈判进展。这样，既掩盖了美国拖延谈判，为夺取全球霸权而确立坚实军事基础的战略意图，又利用了西方社会认可的价值观，避免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

　　　“自愿遣返”背后的暴行

　　战争结束后，确实有一部分中国战俘选择前往台湾地区，亦有一些朝鲜战俘选择留在半岛南方。战争爆发之初，不少居住在南方的民众曾参加朝鲜人民军，还有部分南方士兵投诚。他们中有人愿意留在原居住地大致属于正常情况。而美军拘押的中国战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革命意志和信仰非常坚定、回归祖国的意愿十分强烈的士兵；第二类是革命意志不坚定、政治上有摇摆的原国民党投诚士兵；第三类则是随投诚部队混进解放军队伍中的原国民党党团骨干、潜伏的特务、宪兵、兵痞等。这三类人员中第一类和第三类的选择早已确定，关键是第二类的选择。他们中之所以有部分人员未被遣返，与美军为配合“自愿遣返”政策而采取的卑劣手段密切相关。

　　第一，实施战俘洗脑和“再教育”项目。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针对中朝战俘实施了洗脑和“再教育”项目，目标是改变他们的政治思维和世界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81/1号文件要求，为了实现心理战目标，应该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试点性的审讯、灌输和培训中心，为那些被美军拘押的战俘设立集中营。该文件还提出，必须非常谨慎地挑选该项目负责人，要考虑那些了解朝鲜或东亚的心态、语言和文化的人员，同时应充分利用二战期间向德日战俘灌输思想的经验。它的规划和启动皆由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民政教育处（Office of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负责，具体实施该项目的则是它在半岛南方的分支机构。

　　为了诱导战俘接受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民政教育处与美国教育界合作，如聘请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东方社会和共产主义的学者，在相关军事情报官员（包括国民党特务）的辅助下，为培训战俘而制作各种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明确表达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亲美价值观。它们的题目亦清晰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目标，如《共产主义与战争》《铁幕背后的事实》《建设和平：联合国头四年的故事》等。

　　第二，单方面实施“甄别”，迫害选择遣返回国的战俘。

　　为实施所谓的“自愿遣返”政策，华盛顿高层决定主要关注中国战俘。他们和蒋介石独裁当局沆瀣一气，从台湾调来许多国民党特务进驻战俘集中营，影响并干预战俘的选择意向。

　　但是，绝大多数被俘人员期望尽快返回祖国大陆。他们不愿意被遣送到腐败独裁的蒋介石当局那里，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同样不愿意被遣送到李承晚独裁政权那边。针对这种情况，美军首先在战俘营中利用国民党和李承晚特务分子强迫战俘在身上刺字、写血书，然后对战俘实行所谓的“甄别”，强迫战俘表示“拒绝遣返”。当战俘拒绝进行“询问”和“甄别”时，即遭美方的恐怖迫害和血腥屠杀。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1952年2月18日，抵制强行甄别的战俘死伤高达373人。此后于4月初进行的一次甄别，美军照样采取血腥恐怖手段，以至于在甄别的前一天，“一夜之间竟有上百人被酷刑杀害，数百人被刀割下肉来”。部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战俘，压根就不敢自由表达真实的意愿。所以，无论杜鲁门政府如何在国际社会狡辩，美军在战俘营里实施的暴行，充分表明美国所谓的“自愿遣返”，其实就是一个谎言！

　　

　　云山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的首次战斗，给美军以重创。图为在云山战斗中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骑兵第一师士兵正进行登记。王琼 / 供图

　　1952年4月中旬，美军司令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让所谓的中立组织介入“甄别”，以此向外界表明美方的谈判诚意。其实，无论什么组织介入甄别，都已经对美军强制甄别的结果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因为美军、国民党和李承晚特务分子在战俘营中的血腥行为，迫使许多战俘不敢表明真实的选择。

　　“自愿遣返”政策的后果

　　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损人也不利己，不仅导致朝鲜停战谈判复杂曲折，无益于和平局面的尽早到来，对美国自身形象也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停战谈判久拖不决，战争迟迟不能结束，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伤亡反复出现。如果按照中朝方面的提议，依国际公认的《日内瓦条约》解决战俘遣返问题，战争能够提前一年多结束。然而，美国推行所谓“自愿遣返”政策，致使战争久拖不决，交战双方皆付出难以计数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哪里是什么“人权”？

　　第二，美军在强制甄别过程中施加于战俘的暴行激起国际舆论的一片谴责。许多美国报刊都指出，巨济岛战俘营的恐怖行径使美国在全世界“丧失了威信”。美国原本打算利用战俘问题打击社会主义阵营，但事与愿违，其不顾国际道义对待战俘的行径，反而充分暴露了其刻意破坏谈判的意图，被国际舆论视为东北亚和平的阻挠者。美国炮制所谓“自愿遣返”政策，也充分表明了其意识形态至上的对外政策本质，“反共”与否成为其国际交往的准则。

　　鉴于国际社会对东北亚和平的渴望，中朝方面决定打破谈判僵局、作出重大让步。1953年3月底4月初，在美国无限期中断谈判约6个月后，中朝方面提出遣俘新方案，即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同时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中朝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使其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对待。

　　1953年6月8日，谈判双方就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并于7月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停战谈判的过程表明，美国的战俘遣返政策是谈判迟迟未达成协议的重大障碍，美国应该为停战谈判久拖未决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