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情结

　　“青岛”是一个秀气美丽的名字，关于它的想象填充了我童年的精神空白。它在父母思乡的嘴巴上。它在我家破桌抽屉里的信封上。

　　当然那信封上的地址“青岛”的后面还要跟着一个比一个级别小的地名，直到一个叫徐戈庄的村名。很多年后，我走出黄岛码头时才知道，要到达这个村庄还要走上十几里路。而三十多年前，年轻的父母就是从这里出发，汇聚到闯关东的移民队伍里，像两颗种子，飘落到他们向往的黑土地上。

　　于是，徐戈庄和青岛成为父母一生惦念的地方。但徐戈庄对于我是抽象的，他们谈起这个地方的时候，无非是叔叔婶子、舅舅妗子之类的人，或者是谁死了，谁还活着。而青岛要具体得多，除了一些亲属，还有大海、栈桥、崂山，还有母亲的保姆经历，父亲的游城回忆……

　　不过，比起我对青岛的向往，父母对青岛的忆念要深情得多。老家的来信时常勾起他们回乡的冲动，因为信上不断有好消息报来，比如徐戈庄由胶南县划归青岛黄岛区了；去青岛再也不用坐小火轮，而是乘轮渡了。可父母激动一番后，低头看看一大串的孩子，不得不理智起来，现在毕竟不同于他们当初只扛一个破麻袋就闯到关东的情形，拖家带口的，回去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此，叶落归根竟成为他们一个难以了断的心愿。虽然父亲曾借出差机会回过几次老家，母亲也曾专程回乡探亲，但总是匆匆的。

　　作为长女，我能理解父母的心情。在十八年前，我将自己的工作调到了威海。我想，这里离青岛近，当他们到我这儿来住的时候，肯定会找到回故乡的感觉。我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从父母的终点游回到起点。两代人在一条路上完成了一个生活的轮回，所不同的是，父母是为了东北的玉米饼子和土豆而去，我是为青山秀水和两代人共同的情结而来。可惜苦命的母亲没有等我安顿好，就被癌症夺去55岁的生命。临终前，她很想吃顿家乡的蟹子，想再看看青岛，因为我的外祖父还健康地居住在青岛。

　　是我在与死神的竞争中失败了。我欠母亲一顿蟹子，一个家乡，一个青岛……

　　对于青岛，我其实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几次短暂的停留，我都没能去印证一下我童年的想象。栈桥，崂山，这些青岛的标志至今还在我的想象中。我甚至没想去弄清它们到底什么样，我只知道它们很美丽就够了。

　　在东北，每当有人问起父亲是哪里人，他总是自豪地说：“青岛黄岛的。”在威海，我也总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发现我竟不愿说出我生活了多年的那个中俄边境小城的名字，我喜欢像父亲那样回答人们的提问。

　　青岛黄岛的。我对这个名字有一种亲和感，没有哪个地名能像青岛这样从童年就占据我的心，拥有它，就像一脉相承般的自然。

　　青岛，永远是我心灵的家园！（嘉 男）

　　沂蒙山

　　石岛渔家 丁宁原 作

　　七、八岁时，我便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时的乡村，虽然很闭塞，但电影却放得很勤，不管什么内容，都能让大人小孩激动地早早吃完饭，坐在打谷场的空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子，用自己的奶水救活了一位伤员，而且那伤员还是男人。一台革命的歌舞剧，将那年乡村的夜风，搅得暖融融的。

　　三十年后，我才来。

　　“妈妈，她为什么要把人藏在这里？”一个孩子问。

　　“她做好事。”妈妈简单地答。

　　“我一眼就能发现，怎么藏呀？”孩子置疑道。

　　“过去这里没有路。”妈妈解释着。

　　在人来人往的石板路边，路人无须弯腰，红嫂洞内的一切便一览无余。

　　对于观景而言，山适宜独坐。

　　三千米的“木游道”，不知用了多少根圆松木，一根根地从另外一座山上砍下来，一根根地运来蒙山，铺设在我的脚下。

　　在蒙山，有比蒙山更令人神往的字眼，譬如“野葡萄沟”，譬如“邵家寨”。葡萄的虬枝我见过了，不怎么喜欢，它太高。我平生第一次见葡萄枝蔓也可以攀爬到天上去，那么高，即使缀满了果实，那些果实也只能自己落下来烂掉。

　　我喜欢这里的“沟”字，说它浅，它藏得住东西；说它深，它能让你发现喜悦。

　　山，与水一样，能容人。

　　12块黑色的石板，耸立成了孟良崮烈士陵园一座六面体的纪念碑。每一面又镌刻了24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左右对列，左边12人一组，右边11人一队，遵循着先乘除后加减的计算法则，回到家我用铅笔在纸上做了一道算术题，11×12，12×12，再相加，之和等于276。我应该再做一道算术题，276×12，我没有再算下去。

　　细细地看躺在地上的白色墓碑，除了一个名字，除了他们的生日与死期，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还是忍不住细细地看了又看。他们年长不过24岁，最小的年仅13岁。

　　有人过来要给我拍照留影，我悲伤地摇了摇头。（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