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蓝图已经展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举世瞩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如何把文化建设从宏观倡导转化为微观践行,如何将党的文化事业设计蓝图落到实处,如何把中国的文化建设纳入国际视野,带着这些宏阔而又具体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
宏观设计与微观践行并重
我国的文化建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问题是如何使我们党已经形成的清醒的文化自觉在具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具体地体现和实现,从而真正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应当说,我国文化建设已经有了一个宏观的理论设计,在您看来,我们这个理论设计的优势何在?
衣俊卿:这个宏观理论设计的确已经形成,我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依托思想教育、学校教育、宣传教育、理论教育、学习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为坚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弘扬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和优势。但是,必须看到,文化价值的内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过程,因此,需要有植根生活世界、贴近百姓生活、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行为示范和具体践行,才能真正形成文化软实力。能否通过扎实、细致和微观的文化建设和践行把关于文化的理论自觉、核心价值的普遍号召转化为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建成文化强国的核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了“文化强国”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作《决定》的一个亮点——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在您看来,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点在哪里?
衣俊卿:我认为是要实现文化自觉。我国的文化建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问题是如何使我们党已经形成的清醒的文化自觉在具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具体地体现和实现,从而真正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实现文化自觉是一个大课题,理论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清醒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但还远不是文化自觉的全部内涵,更不是文化自觉的真正实现。文化不同于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它作为价值的体现和精神的凝聚,具有内在性和深层性的特点。它虽然在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无影无形。因此,如果不能把握住文化的价值灵魂,那么有声有色、有形有状、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也可能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让我们了解了“文化强国”与文化自觉的内在联系,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糅合起来,您能否告诉我们,实现文化自觉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具体路径在哪里?
衣俊卿:具体路径在于要处理好文化建设宏观设计与微观践行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建设要突出“向内的”着力点;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要突出“向外的”着力点,即文化传播,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影响力。处理好宏观的文化建设和微观的文化践行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这是十分复杂、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如何能够展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竞争力和价值感召力,不只是文艺、文化和宣传工作者的事情,而是需要全民族和各行各业自觉的文化践行。
比如,在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首要的是如何具体地、形象地展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步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力,特别是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化解人类发展困境方面的智慧和文化创新。在这方面,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宣传,更需要一些生动、鲜活、具体的故事。如在各种传媒中多讲述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创新;在走基层关注民生中,多讲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基层民主生活的各种具体实践操作;不仅在“两会”期间,而且常规性地跟踪报道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参政活动和社会活动,多维度地展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决策方面的具体机制和实践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我们提供了将设计蓝图变为现实画卷的一种实现方式。此外,关于文化建设的构想,还有哪些落实渠道呢?
衣俊卿:我们最好还是从实处来谈这个问题,具体到文艺创作、影视制作、媒体宣传、理论宣传等,如何学会运用各种贴近生活、能够潜移默化地“以文化人”的形式、手段和载体,行之有效地传播先进文化价值,是文化建设必须关注的大问题。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的成功例子。如美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国青年特别是学生往往通过多种渠道,不知不觉地了解美国的价值观,其中有两个渠道非常直接:一个是很多学生在学习英语时经常使用奥巴马、希拉里等美国政要各种生动的演讲,他们往往是通过这种途径而不是通过阅读各种理论宣传而了解美国政要的价值和理念;另一个是美国电影大片的影响。我们常常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到这些大片的票房价值,实际上,这些大片对于美国价值观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夸张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几乎每一部大片都不遗余力地讲述“美国梦”的故事。在这些大片中,与黑暗和邪恶做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人类、勇敢无畏而且永远“不死”的英雄一定是“美国人”。
如果我们的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每一个电视节目和文化艺术创造都能润物无声地彰显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核心价值;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项国际合作、每一次文化交流都能具体真实地展示出中国的优秀形象,那么我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将中国文化建设纳入国际视野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建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但却任重道远。应当说,我们党一直强调文化发展的方向,强调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走出去”工程也旨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可否认,我国的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这种文化建设不能是孤立的,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中国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
衣俊卿:从根本上说,真正的文化自觉应当是在各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活动中,自觉地凝聚和构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引领个体和社会健康发展、激发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建设好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如此,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紧密交织,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构同时必须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和赞赏。但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否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来自西方的关于“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何更加深入地总结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切,增强思想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强调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就成为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建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但却任重道远。应当说,我们党一直强调文化发展的方向,强调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走出去”工程也旨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但是,总体上看,我们在现代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构方面,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国际上,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相对薄弱,“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还没有改变。在这方面,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有三个关系的把握对于推动文化自觉,确立文化建设国际视野具有重要的关联和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哪三个关系呢?
衣俊卿:首先是把握好文化建设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既包括文化的物化形态,即“硬实力”,也包括文化的价值形态,即“软实力”;前者更多地体现出文化的经济效益,后者则侧重于文化的社会效益;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严格说来,文化的“硬实力”属于文化建设的手段,它必须以切实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根本目的。目前文化建设中存在着混淆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倾向,这是影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偏差和实践偏向。
其次,要把握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总体上说,自觉地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其根本的着力点应当是两个:一个是“向内的”着力点,即“以文化人”、“文化天下”,使文化内化为个体的内在素质和精神价值世界;另一个是“向外的”着力点,即文化传播、文化强国,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影响力。从目前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势来看,要在这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首要要解决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传统中国要素和现代中国要素的关系问题。目前,在文化建设中,特别是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存在着某种“厚古薄今”的价值倾向,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慎重把握的问题。
最后,把握好文化建设的宏观倡导与微观践行的关系也很重要。在对文化建设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的关系问题作出清醒的判断和价值定位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掘和建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彰显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这方面,处理好宏观的文化建设和微观的文化践行,显得十分重要。
应当说,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宏观理论设计,特别是我们依托思想教育、学校教育、宣传教育、理论教育、学习活动等优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为我们坚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弘扬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化价值的内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过程,因此,需要植根生活世界、贴近百姓实际的、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行为示范和具体践行。在这点上,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例如,道德模范的评选、先进典型的树立等等,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总体上看,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轰轰烈烈的一般号召和普遍倡导还是多于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微观实践。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尤其成为我们的“短板”。我们缺少从细微之处入手,用具体生动的故事彰显中国文化力量的微观实践。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例子,例如,对于美国电影大片,我们很容易看到其票房价值,实际上,这些大片对于美国价值观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夸张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姚明,我们更多地谈论的是他在NBA球场上的成功,实际上更值得我们挖掘的是“姚明现象”对于树立现代中国人的优秀形象的文化贡献。如果我们的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每一个电视节目和文化艺术创造都能润物无声地彰显中国的优秀文化价值;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项国际合作、每一次文化交流都能具体真实地展示出中国的优秀形象,那么我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编译和传播应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以著作文本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保证了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以及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注的不仅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传播方面,中共中央编译局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想请您谈一谈,作为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衣俊卿:实际上,经过几代翻译家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我们所翻译的著作文本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所表达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这些高质量的编译成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以著作文本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保证了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以及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以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为主要内容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程,将以更精深、更丰富的编译成果进一步彰显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版本研究意义、文本研究意义和思想研究意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谈一谈这些编译成果的特殊意义?
衣俊卿:首要的意义在于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回顾20世纪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都经历着异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动摇,与他们通过系统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经受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都能站稳理论立场,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方法,针对中国的特定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开辟改革创新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领导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号召和倡导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次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把握方面,很少人是凭借着外文文献来进行的,绝大多数人依赖中共中央编译局提供的系统的和全面的编译成果。这种具有可靠文本依据的扎实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的创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毫无疑问,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学术研究体系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
最后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系统化、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成果的普及和大众化,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构,引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世界图景、历史理解、社会心理、性格结构、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地推动了文化的现代化,即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些深层的变化的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有着本质性的关联。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