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读到一位中国分析家写的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时，我深不以为然（在下文，我会解释我错了）。我心想，理解国际关系的路径，如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众所周知普遍适用的。

　　我错误且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如今天的中国或过去的英国）想在重新认识世界力量的基础上，看到自身在文化上的崛起，这也许是非常自然的。但显然，那是狭隘的、本土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或其他某种形式地区非理性的想法。

　　于是，我阅读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材料，并更多地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对所有民族均适用的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当欧洲崛起时，欧洲人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的机理，他们为何不能跳出狭隘的观念，而把欧洲的特殊性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有的崛起大国都具有同样的狂妄心态。但毕竟，不难看出，当欧洲人在谈论搭大国便车或谋求大国制衡这一历史问题时，答案往往是非此即彼。也就是说，你只有敌友两种选择，一国非敌即友。比如夹在俄德两国之间的波兰不能既想搭德国便车又想通过俄国制衡德国。

　　很显然，这不适用于中国及其地区邻国——中亚、东南亚、南亚、东亚和东北亚。如蒙古、尼泊尔或新加坡这些国家都希望最大程度地参与中国的经济，并从中国经济崛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中获益。这很自然。

　　但与此同时，从来没有一个弱小国家完全信任一个强大国家。因此，作为世界大国中国的邻国，那些小国也通过求助于制衡性大国来对冲风险。与欧洲弱国要么寻求制衡，要么搭大国便车有所不同，在中国周边，邻国同时用这两手。

　　为了建立一种真正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人们应当——正如主张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者所建议的那样——解构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常以普适的面目出现。但是，其目标不应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若不然，将无任何进步可言。

　　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应当是把那些看似欧洲的、中国的和其他具体国家的理论整合进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用共同话语来解释地区特性。一个分析家如果继续从欧洲的特殊性来总结规律，而不了解中国多元的地区主义与之有何不同，便无法实现该目标。这可能也意味着，巴西及其邻国，乃至南非及其邻国也有其自己的特性。只有充分理解全球多样性，一种真正普适的国际关系理论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为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霍金讲系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