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步入发展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国内经济在发展、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一系列成就，标志着中国经济步入了新阶段。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步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则是对这一表述的最好诠释。自1840年以来，实现工业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在近70年的奋斗中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进一步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工业上的“站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1978-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8.7亿元增至744127亿元，取得了年均15%的增长速度（以当年价格计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由156美元增至8123美元，从2010年起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与动力都达到空前程度。从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我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进入冲刺阶段的标志。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的优势不断扩大，不仅在高铁、家电等产业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而且在航空、装备制造等支柱性产业上取得众多突破；借助信息技术提供的新契机，中国在5G通信、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方面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领导者。不可否认，与最发达国家的产业水平相比，中国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但实力消长变化正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国正快速向中高端迈进。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决胜的新阶段。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新阶段。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了在短缺条件下实现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举国上下艰苦奋斗，最终完成了工业独立和国防安全的历史任务。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从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商品、要素市场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制度，为避免在资源配置中双重“失灵”，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在优化，市场与政府“双轮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道路主要特征之一。

　　基于这些原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表述，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几年来，主要领域改革总体方案陆续出台。其中，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建立高效服务型政府是改革的核心。为此，党和国家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90%，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市场活力随着政府行为的归位而迸发出来，中国每天新注册企业数超过1万家。同时，财税、价格、金融、产权等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改革不断实现突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稳步实施。

　　第三，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诉求步入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上世纪末实现了“温饱”型的小康社会目标，代表性消费品也由“老三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变成了“新三件”（冰箱、彩电、洗衣机）。进入新世纪后，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电脑、手机等商品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在“衣食”消费升级的同时，商品房、汽车等“住行”消费成为新热点，教育、文化、保健、旅游等消费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同时，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升级，节能环保、绿色健康成为消费新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8000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处于这一阶段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加，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绿水青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诉求。2016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中国经济已经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转向了依靠消费拉动为主的新阶段。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步入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空前提高，已经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有力推动者。

　　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为日本的1.1倍，美国的40%；而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3倍，美国的60%，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体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从微观经济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1995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51家）一倍多。

　　第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空前紧密。2016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3386亿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3484亿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2016年之前中国曾连续3年为世界第一，2016年美国为世界第一），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仅从货物贸易规模来看，2016年，中国与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俄罗斯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166亿美元、5439亿美元、4499亿美元、2734亿美元、2512亿美元、692亿美元（按2016年平均汇率折算）。在国际政治概念中，如果两国贸易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则称两国有重大利益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这种关系。除贸易外，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大吸收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中国的投资额为第二名的3倍。

        第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空前增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在传统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年12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由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2016年12月，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180多个成员国官方使用和储备。而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中国也成为了经济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再一次受损的同时，中国仍坚定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这些都印证了美国《赫芬顿邮报》在2017年1月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中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以来，它已经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作为中国第一个统筹内外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这端起点是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按照世界银行PPP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另一端终点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共体，中间广大腹地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推动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且将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以来，首次出现的东方主动联系西方、东方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回望人类历史，从未有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从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开辟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迎来新挑战与新机遇

　　中国经济之“新”，不仅体现在新成绩上，也体现在党和政府对重大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对历史机遇的敏锐把握上。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三个挑战。

　　一是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改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依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面临着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不足等问题，平衡地区发展也面临着中西部地区要素禀赋有限、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崛起动力不足等问题。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全国尚有七千万人口亟待脱贫，而如何通过调节存量财富实现公平更是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与勇气。

　　二是资源环境压力问题。中国本就是一个人口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国家，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使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地区如何修复、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区的经济利益如何补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仍需要我们做出艰辛探索。

　　三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国际规则的适应和调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但是怎样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中国提倡的“共同价值”如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接和包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有哪些异同，中国究竟应该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怎样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和完善。

　　时代在提出新问题的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新的机遇。

　　首先，新科技革命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动能。当今世界，一些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性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抓住这一契机，不仅有望改造传统产业使之走上集约高效发展之路，而且还会创造新产业，甚至引发一场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革命。为此，《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在2016年公布，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改革将继续释放最大红利。当前，举国上下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改革共识，各行各业也都已经感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全面变革中逐步建立新制度，确立新秩序，而生产力也必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最后，国际形势将朝着总体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回顾近代历史，资本从未停止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流动，由此对全球经济进行了一场自西向东的改造，使得世界经济中心随之先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再从北美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当前，美国霸权收缩、“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赞同，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基本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在引发更多的国际博弈的同时，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作者武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李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