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正确把握，也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为我们党确立方针政策、制定发展蓝图提供了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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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执政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则是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首要前提。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内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发展是复杂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时代课题，而时代课题总是为解决这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提出的。对各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从1953年到1956年底，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经过拨乱反正，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沿用到十九大之前。我们党还逐步认识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正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所作出的重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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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履行着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具体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分别从需要方面和发展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矛盾的需要方面看。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告别了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使“需要预期”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改变。即将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人民，不再只满足于“温饱型”的“吃饱、穿暖、有住所、能出行”的低层次、以物质需求为主了，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全面性需求了。好的生活需要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的更高需要，而美的生活需要则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我们常说的“获得感”，主要还是好的层面，而“幸福感”则是属于美的层面。两个层面相兼顾、相统一，才是美好生活。因此，美好生活需要，在内容上既涵盖了物质文化需要，又超越了物质文化需要，延伸到了政治、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在层次上既包含了生理需求，更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社会参与、广泛交往精神升华、审美素养、价值实现的需求。

　　其次，从矛盾的发展方面来看。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摆脱了落后面貌，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对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理解为地区间的不平衡、领域间的不平衡、行业间的不平衡、人群间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会影响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的需求，也会影响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发展的不充分，我们可以理解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充分。发展的深度，体现在大与强的关系上。从发展的总量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引擎效果显著，但是我们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人均GDP世界排名还不到前列；从发展的质量看，我们经历了跟跑、并跑阶段，目前有的领域处于领跑阶段，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有的领域、有的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不强、原创性与科技含量不高、内涵发展乏力的问题。从发展的效益看，粗放型、资源型、投资型经济体仍占有较大比重，资源消耗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成比例，“瓶颈”“泡沫”依旧是制约性因素。从发展的广度看，体现在扩大发展领域，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任何经济产品都有一个孕育、发展、兴旺、成熟、饱和、衰落的过程。必须重视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规律性，及早谋划，占领世界发展的新领域、新高地、新增长点，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不断寻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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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从发展方面入手。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应当着力解决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解决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相兼顾的问题。扶贫攻坚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突破口，不仅要解决剩余4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而且要寻找如何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我们解决发展不平衡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我们有可能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应该着力于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尤其是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驱动发展，让内涵增长助力发展。

　　除了抓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外，也要重视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需要，要与享乐主义、过度消费等错误观念相区分。通过引导需求预期，合理安排当代发展与持续发展、代际利益之间合理配置的关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提前谋划。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在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实现的，是前进提高过程中的变化。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陕西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