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目标的提出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建设。人民群众强烈希望迅速恢复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生活；党的领导人也急切地希望短期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改变党和国家工作的被动局面。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经济生活又很热。

　　人心思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领导人重提四个现代化，希望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凝聚党心、民心，这无疑是好的。而且，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但是，接着又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毛病。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在1956年说的“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的话，把四届人大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解释为赶超世界强国。这年8月，党的十一大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党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写进了党章。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制定国民经济长期规划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则提出了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方案：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即3年、8年和23年，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提出：到20世纪末，钢产量达到1．3亿到1．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1．3万亿到1．5万亿斤。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在1978年到1985年这8年内，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矿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等等。按照这个要求，这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在这些高经济指标的驱动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大上项目，加速引进，出现了“全面跃进的新局面”。结果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情况。后来，人们把个时期的跃进称为“洋跃进”。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给经济造成的破坏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思想还束缚着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对以往经济建设上的错误和教训进行比较彻底的总结和反思；三是党内对现代化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急切希望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局面，滋长了急躁冒进的情绪。邓小平后来总结说，这段时期“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

　　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的问题提了出来。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弄清楚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就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要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学回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要“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1978年前后，我国在封闭半封闭近十多年以后，打开国门，相继派出多批经济代表团、考察团，赴日本、西欧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参观考察。这些代表团、考察团考察归来最突出的感受是：世界现代化发展一个年代一个水平。1978年9月12日，在朝鲜访问的邓小平感慨地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3页）

　　1978年，邓小平本人也频繁地出国访问，上半年访问了缅甸、尼泊尔，下半年访问了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979年初又访问了美国。通过实地考察，邓小平更真切地了解到了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更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距。访日期间，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那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79年1月在前往美国访问之前，邓小平特别提出，既然到了最发达的国家，参观活动要围绕着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唐龙彬：《开启中美合作大门的一次访问——“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8日）访美期间，他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厂、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现代化企业。

　　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促使邓小平思考中国既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他感到“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1页）“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是不现实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1—632页）因此，他在1978年9月6日会见来访的日本新闻界人士时，对到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作出了比较“保守”的解释。他说，就是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也还是不富，我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得远。（1978年9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政治评论家内田健三为团长的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负责人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开始了。

　　就在这个时候，因高指标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日益显现，降低指标，调整经济，已然迫在眉睫。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上，国家计委提交了修改1979年计划的建议，指出：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速度由12％降为8％。中央政治局同意国家计委的建议。21日，陈云在会上特别指出，制订计划，要从国情出发。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生活有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23日，邓小平在会上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他还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领导和指导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参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重新思考在国家基础薄弱、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需要多快的速度，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问题。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3月30日，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结合阐述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全面、深入的阐发。他指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他进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164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四个现代化”相比，它新在哪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