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笔谈

　　［编者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擘画了“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共中央做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本刊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撰写了学习体会，现刊登如下。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新时代“怎样治理中国”

　　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后，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突出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个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苏联国亡政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积极探索“怎样治理中国”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真探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549页。）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中，明确提出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具体目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对实现“后半程”的历史任务做出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具体地看，既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又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确了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又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重大任务；既讲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又指明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径；既提出了“三步走”总体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规划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务；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总之，《决定》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

　　二、“中国之治”的制度奥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798页。）一种社会制度优劣与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要由实践来检验和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经过70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实践检验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从宏观层面概括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的实际展现。古往今来，大多数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制度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的“两大奇迹”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中国之治”的丰碑。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许多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为世界提供新镜鉴》，《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奇迹源于国家制度优势》，《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0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曾指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韧性、活力和潜能，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统领、各方面优势各展其长、整体优势汇聚彰显的“制度优势群”。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无比优越性，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我国崛起和强大，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战，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遏制打压之能事。比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把我国崛起发展丑化为“新帝国主义”，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歪曲为“新殖民主义”，并发起贸易战、打压我发展高新技术等，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

　　三、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坚定制度自信与推动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辟“中国之治”的崭新未来。

　　第一，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 正确方向就是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完整含义，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曾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4页。）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要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发展。

　　第三，必须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好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现总体目标，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全力推进以实现总目标为主轴的所有领域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已有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提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是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建构的宏大工程。

　　第四，必须借鉴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 我们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选择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亦步亦趋地照搬别国模式，但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204页。）他国制度文明和治理经验有其制度性质、阶级属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性。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在融合交流中比较竞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善其身，要尊重制度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学习借鉴各民族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使我们的制度博大深厚，引领时代，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第五，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中，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战略安排中，居于首位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决定》的各个结论和各项要求中，根本的是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所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彻底贯彻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具有统领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唯有如此，才真正抓住了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