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在一次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指出：“注重全面建设，是我们党在军队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1]马克思认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 90年来，毛主席领导制定的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邓主席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江主席提出的关于军队建设“五句话”的总要求，胡主席提出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军队全面建设，习主席提出在新形势下党的强军目标，可见，坚持从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三方面全面建设军队，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

　　一、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持续推进军队革命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坚持政治建军，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党内、军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如规定我军的性质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对官兵进行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教育；必须将红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健全连队以上各级党的领导中枢，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使军队党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明确红军政治部和司令部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这些原则和制度，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共合作抗日后，红军改编，共同抗日，本是一件好事，但在红军改编过程中，蒋介石费尽心机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针对国民党企图利用抗战时机削弱和吞并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盲目依赖国民党的右倾错误，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单一领导，并通过建立健全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八路军和新四军军委分会及师旅团军政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制度，恢复红军改编之初被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处）等机构，形成自上而下严密完整的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系统总结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教训，1944年4月，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亲自修改并经过中央书记处通过，明确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和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坚强柱石。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为快速推进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发出了“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的号召。通过学习苏军，人民解放军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绩。但在学习过程中，也一度出现一些脱离我军历史特点和实际，生搬硬套苏军某些具体做法的现象，如主张向苏军一样实行“单一首长制”、把党委降格为“党务委员会”等，并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建设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对待苏军经验，如何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重要争论。为了克服各种错误思潮、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3]1954年4月，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机关。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体现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军始终是党的军队、人民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基本制度基础。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牢牢掌握对军队绝对领导，保障了军队稳定、捍卫了国家安全。为克服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时间长了会出现消极因素，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命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命令下达10天内，八大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军队形势要求和使命任务出发，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针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挑战，1981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4]1989年11月，邓小平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时仍强调，“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5]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军能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成为我们党建军治军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说明，我们必须把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6]胡锦涛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7]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军建设所处的时代条件、历史方位、社会环境、使命任务和官兵成分等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形势下，我们要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方面，长期以来，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他们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另一方面，我军领导干部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一大批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包括高层领导岗位，其中一些年轻同志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艰苦环境和复杂斗争的锻炼，对于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认识不透；加之军队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命任务、官兵成分结构等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就必须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掌握军队。为此，习主席指出，“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8]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转发《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着力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在建军治军实践中，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建设首位，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并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军委主席。

　　90年来，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二、依靠科技进步和不断改革，不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9]强军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革新因器而为。

　　我军创建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要取得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要从根据地落后的经济技术的实际出发，又要着眼于当下及未来战争对军事技术和装备的需求，探索科学有效的发展路线。朱德指出，“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10]“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上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 [11]“要从长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12]“革命战争愈往前发展，必然要有更新的兵器出现于战场——除飞机外，如坦克、毒气、装甲车、装甲兵舰等等。因此，提高红军军事学术不仅要很好地使用红军现有的兵器，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准备使用将来可能有的新兵器。”[13]

　　红军到达陕北后，针对红军即将面临的抗日战争，朱德强调进一步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1936年，他指出，“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提前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14]全面抗战后不久，党中央着手建立八路军军事工业，培养军事工业干部。1938年3月，周恩来强调，在加强中国军队的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的同时，必须“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的训练”，“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技术（航空、坦克、军事化学、炮科等）的教育和学习”，“加强现有军队的近代武装”，“培养大批新的军事的和军事技术的干部人材（才）” [15]。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16]在全会决议中指出，“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17]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仍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存在不愿意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现象，对一些专家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持冷漠甚至抵制的错误态度，严重影响了抗日根据地对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为纠正这种错误现象，1941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18]要求军队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认识不切实执行引进和有效使用技术人才的危害性，大量吸收同情我军的专门家，“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19]。8月，结合抗日根据地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朱德号召将科学与抗战结合，他强调，“应该首先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用步枪的就应学好步枪的保管、使用，练好射击、刺杀。用手榴弹的，就应学好投弹。其他如机关枪、炮等都应如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地结合。”[20]抗战后期，为了未来的反攻，朱德强调，“为了将来的反攻，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炮兵技术。”[21]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提出“勇敢加技术就是很好的战术”[22]，并及时加强工兵和炮兵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军事斗争准备，由过去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转向未来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发展什么武器，即如何有效应对敌对势力用大炮、坦克、飞机、甚至核武器与我们作战的问题。1949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23]这一指示规定了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基于历史使命的新要求，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坚决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充分有效地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24]1951年9月，针对全国军队训练会议讨论汇报中提出的问题，朱德明确强调，“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也无法弄好，也不能解决现代战争中歼灭敌人的问题。”[25]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建设目标。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更加复杂，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任务，而且强调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6]中国的武器装备生产开始步入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为主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央军委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一般条件下的常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确立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军事战略方针，推动军队建设从数量规模型转到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到科技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上来。进入新世纪后，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我军努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今天，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给国家安全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严峻形势,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认真贯彻科技强军战略和实施全面改革强军战略，着力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走创新式发展道路，不断完善和优化武器装备体系结构，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领导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上狠下功夫，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可见，90年来，我军始终着眼于未来战争趋势，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和不断改革，不断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和军事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三、从严治军、依法治军，不断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

　　治军之道，在于明法；治军贵在从严，也难在从严。红军初创时期，因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党内、军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歪风邪气。1927年秋，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再次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要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官长要爱护士兵、士兵要尊重官长，红军要爱护人民群众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要优待俘虏。抗战时期，通过整训克服了由于部队迅速扩大和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所带来的军阀作风和游击主义倾向，并在各师和根据地内部建立相对统一和正规的管理制度。特别是“黄克功案件”，不仅反映了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而且彰显了我们党铁律治军的战略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新吸收了100万名农民和80万俘虏充实队伍，由于他们阶级意识模糊和携带的旧军队习气，影响了人民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的纯洁，影响了部队战斗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为此，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整顿了纪律，纯洁了部队，发扬了民主，提高了战斗力。为克服长期的游击战争带来的弊端，迎接大规模正规化战争，毛泽东强调，“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三年内再进一大步。”[27]毛泽东强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28]同时，中央军委通过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等措施，使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调整编制体制和制定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度、军衔制等各项规章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全军统一管理教育、规范内外关系和内务制度、养成优良作风等工作，使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50年5月，在全军参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朱德强调，“军队要实行统一编制，并且要很好地进行整顿，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之符合将来战争的需要。”[29]新时期后，邓小平总结“文革”的教训，把正规化进一步纳入军队建设总目标、总任务，赋予军队正规化以更高标准和更带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军事领域内不断变革的形势，要求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的法规制度规范军队建设的各方面，把建立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形成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运行机制，把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产生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军事技术基础有机结合起来，没有正规化，部队不可能适应现代战争，形成一个整体，聚合成现代作战条件下的强大军事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军。一方面，加强军事立法工作，逐渐形成一个军事法规体系，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重视军事执法工作，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推动军队建设逐步走上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新要求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任务，依法治军向更高层次推进。习主席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并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在习主席领导下，我军依法治军的理念与实践进入崭新阶段。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眼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形成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推动全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总之，人民军队建设是一个整体，革命化决定军队的性质和方向，现代化是军队全部工作的中心，正规化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基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新形势下，我们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坚持用全面的观点抓军队建设，统一筹划和全面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领域工作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军队建设整体水平。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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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3]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党中央审改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句中，“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表述被划掉了，毛泽东亲手用铅笔把这7个字又勾了回来。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7]《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重要论述摘编》，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二），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1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2]《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13]《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14]《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9—460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20]《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

　　[21]《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22]《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5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24]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49年9月25日。

　　[25]《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页。

　　[2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1347页。

　　[2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29]《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