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历史专门问题的研究与争鸣，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唯物史观的大学习、大讨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我国历史学研究中得到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历史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也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70年来，我国历史学适应新中国发展的需要，牢固树立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了作用、作出了贡献。
唯物史观的确立翻开我国历史学新篇章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一直在影响着我国学术界、史学界，但新中国成立前，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不占主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学习新理论、吸收新知识、改造旧史观，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我国历史学研究中得到确立。
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在广泛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中国史领域，关于古史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争鸣。这些争鸣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涉及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历史分期、如何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如何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等。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主要讨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何时开始。不管是提出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还是提出魏晋封建说，都是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出发的。相关争鸣大都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依据中国历史典籍，在引经据典中展开自己的分析，各自立说。这些历史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程度不同，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形成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热烈讨论，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相关讨论持续3年之久。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关于历史专门问题的研究与争鸣，实际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唯物史观的大学习、大讨论。争鸣之中或许有偏颇，但这种通过史学争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效果十分明显，一大批历史研究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时期，老一辈史学家推出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范文澜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大批年轻的史学家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大年的《论康熙》、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研究机构的健全是我国历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其所属的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研究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先后建立起来，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也都有专门研究历史的研究组。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老中青学者聚集到这些研究机构，形成了我国历史学研究的专业队伍。1977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中国科学院设置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四个历史方面研究所的队伍迅速扩大，后来还成立专门研究我国边疆地区历史的机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在已经发展为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社会科学院，都设有专门研究历史的机构。在高校，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普遍设立了历史系（院）。高校历史学教师不仅担负教学任务，大部分教师还承担科研任务，极大推动了历史学的繁荣。此外，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地方志系统等也都设有研究历史的机构。
发起于1949年7月、成立于1951年7月的中国史学会，为团结全国史学界、推动我国历史学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大型中国近代史料，陆续出版了由各方面专家主持编辑的近代史系列资料。
我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学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迅速发展，可谓根深叶茂、史苑繁荣。
改革开放后，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以中国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
这一时期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成就，还体现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突破。比如，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并结合文献史料研究，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亮眼成绩。一些学者根据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再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重要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还如，我国学者在创建世界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吴于廑提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这一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使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与其他国家历史学者有了广泛接触，各种国际性学术讨论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了1980年及以后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还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改革开放后国家建立学位制度和博士后研究制度，培养了大量具有相当学术基础的历史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满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史学人才的需求，也为历史学研究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2002年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集中政治史、军事史、边疆史、民族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的老、中、青三代清史专家共襄盛举。在清史纂修过程中，还整理了数量庞大的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编纂出版了“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等丛刊。大量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对于培养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强大实力的支撑，这些重大工程是很难开展的。
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研究。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01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要“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指示精神，关键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关键，是新时代赋予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大量翻译、引进西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研究历史时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开展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这种引进和借鉴，对于打开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眼界、拓展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丰富我国历史学研究方法是有好处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理论我们可以参考，但切不可作为自己研究的准绳。我国历史学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植根于我国史学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历史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探究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究竟有何相同、有何不同，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历史研究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根据。我们要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