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对这些概念，人们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既然议论的是中国道路，起码它应当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我们早已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提出这一命题的中共中央的有关论述中寻找答案，其次要从这条道路形成的实践过程中寻找答案。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曾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只要循着这个定义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就会看到促成这一道路形成的，不仅有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而且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在新中国迄今为止的60年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刚好大体各占30年。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而且要从实践上弄清楚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只有正确认识这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深刻理解这条道路。反之，只有正确理解这条道路，才能全面认识这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

　　一、前3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现实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前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是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并不是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p.7）

　　首先，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根基，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国通过连续四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49年，我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112.4亿元。而到了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440亿元，是那时的57.3倍。1949～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即使按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据有的统计学家计算，年均增幅也达7.32%，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5倍。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旧中国36年总数的14倍，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类人员总数的13.2倍。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2］事实上，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起初加入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争取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支援，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我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的行径，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开展了旨在加强战略后方的大小“三线”建设（大“三线”是就全国而言，小“三线”是就各省而言——笔者按），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了国防力量，为进行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来，面对新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推动了我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开展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讲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有利国际条件，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在新中国的头30年，我们进行了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包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例如，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在文化建设上实行“双百”方针;要在党的建设上坚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等等。这些正确方针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并且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发挥着指导作用。另外，我们党还继承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左”的弊病，并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连续不断地进行党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经受各种风浪考验，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在新中国头30年探索中，我们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邓小平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4］可见，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国头30年发生的失误和错误，给我们国家造成过不同程度的损失，有的损失甚至是巨大的。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那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会被肢解，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辉煌的成就。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3］（p.167）江泽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5］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6］他们的论述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基本方面，是我们全面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

　　分析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新中国头30年的问题，也只有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才能分清哪些做法是失误，哪些做法是今天不再适宜而当时则是必须的;哪些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哪些失误是当时难以避免的。例如，头30年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起旧中国有明显提高，但相对后30年提高不快，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也不够大。这与当时搞建设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安排上缺少经验有关。但其基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和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为着较快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从而相应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这就决定了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和限制农民自由进城，不得不维持适当比例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消费品的生产供应和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里，用较短时间，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水平和现代国防力量，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那时人民生活的某些困难，从根本上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前人为国家长远发展而做出的宝贵牺牲。至于“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不过是使生活困难的程度更为加重、时间更为延长罢了。当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人民生活水平加以对比时，一方面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前30年工作中的教训，另一方面，应当抱着对前人为后人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而不应当轻薄为文、讽刺挖苦。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应当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例如，“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时间，但在那十年里，除了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历史决议》中说:那个时期，“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2］（pp.815～817）因此，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划等号，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而否认那一时期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是对客观实际的一种曲解。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例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他采取的理论和方法、依靠的力量和打击的对象，都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发生这样的错误，与他个人专断的作风有关，个人专断又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但个人专断作风、专制主义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1］（p.50）我们能因此就说今天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吗?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而妄言改革开放前30年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混淆了工作作风与社会性质的区别，是对那段历史的肆意歪曲。

　　总之，新中国头30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取得的成绩还是第一位的;犯错误的原因虽然有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受客观物质基础薄弱和经验不足的限制。我们过去批判过“四人帮”从“左”的方面对新中国头17年的否定，今天同样要抵制从右的方面对新中国头30年的否定。因为，否定了那30年，就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新中国头30年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看不到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的牢固基础，就难以弄明白，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什么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产生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显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后30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