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正是经过这种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对社会和谐的认识才不断深化和提升，才能在新形势下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建国初期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中国社会和谐奠定了最根本的制度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导致社会对立、产生社会不和谐的制度根源，为社会和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在恢复国民经济中实现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还要解决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1950年春夏之交，由于紧缩银根，全国经济生活一度出现萧条，部分私营工商业停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1～4月，14个较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合计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347家，全国失业工人逾百万。这些问题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失业和不满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在上海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一类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1］党和人民政府审慎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这就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工人就业。5月8～26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针对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商店歇业增多的问题，提出扩大订货、维持重点生产、开导工业品销路、增加工业资金周转、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救济失业等举措。6～9月，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了粮食加工、食盐、百货、煤炭、火柴、橡胶、毛麻纺织、印染和卷烟等全国专业性会议，按照“以产定销”的原则，具体拟定各行各业产销计划，使私营企业逐步纳入计划生产轨道。从6月开始，歇业户逐月减少，开业户逐月增加，市场活跃，生产恢复，社会也随之趋于稳定。

　　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恢复国民经济的焦点当时集中在私营工商业上，而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除因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结构转型因素（从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到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使其无法再依附外国资本主义，面向达官贵人的产品和服务不再需要等）的影响外，我们的工作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如规定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没有谨慎地区别投机资本的活动和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使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也连带受到打击;忘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歧视私营工商业等。［1］（pp.95～96）为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3～4月，中央先后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定。会议确定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的想法和做法。毛泽东说:“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pp.98～99）会议的基本精神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为即将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6月6～10日，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会后，中央采取了划分公私经营范围、调整价格政策、适当减轻税负、投放货币以加强农副产品收购等政策，促使工商业逐步恢复和活跃起来，社会问题逐步减少，社会秩序趋于稳定。陈云当时在谈到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两项工作时非常感慨，他说:“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1］（p.94）

　　（二）在惩治贪污腐败中密切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就出现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2］。仅据中共北京市委对1949年3月入城以来至1950年春这一期间的调查，就查出腐败变质的干部182人，其中贪污腐化者88人，生活腐化者57人，以及其他违反政策和纪律者。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和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外，浪费现象十分惊人。工业部1951年1～10月召开全区性会议共36次，每次都要会餐、看戏、印资料、印纪念册、招待水果点心香烟等;一次财务性会议，单水果、香烟、冷食就花了985万多元（旧币与现今人民币大致为10000∶1，下同），可供115人大灶吃一个月。工业部财务处印了一种表格，可用七年半，浪费了1000万元～2000万元。东北局到1951年12月底，有数字可查的浪费竟达18314695万元。［2］（pp.168～169，176）与此同时，脱离群众、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腐败现象和不之风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当时中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贪污事件不断发生，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它的滋生温床，昏昏然忘其处境。”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2］（p.179）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和社会和谐。

　　针对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严肃指出: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3］中共中央在《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4］这场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1年，取得重大战果。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计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名左右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万名左右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2］（pp.186～187）“三反”斗争以铁的纪律维护了党的尊严，巩固了建国初期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了社会和谐。一位参加新疆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感慨地说:“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2］（p.187）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三反”运动“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3］（p.204）当然，“三反”是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的，难免造成对党政机关的冲击和一些冤假错案，这说明反腐倡廉必须走一条法制化的道路。

　　（三）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从1953至1956年，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展现了一种辩证唯物论的全面性思维，就其实践之源来说，则是毛泽东的悉心调查研究。他在1955年底至1956年初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实际调查，回来又连续听取34个部委汇报，用薄一波的话说，可谓“艰苦备尝”。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是调查之果、思辨之果。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和减少不和谐因素，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共八大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连续发生了闹社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5］对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人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甚至动用武力去解决。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和倾向。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而且阐述了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以及处理方法。对于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6］刘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他深刻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我建议同志们要好好地研究这个分配问题。”［7］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发生这些问题除一些临时性原因外，从根本上说，是在消灭剥削制度后，人民群众和他们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而这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示要求，必须避免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类问题，要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扩大人民民主，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进行批判，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8］由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对策和方法，少数人闹事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护。

　　（四）在加强党风建设中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尤其是注重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9］要搞好党群关系，就要关注民生，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1958年11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因肿病死人事件向中央呈交了检查报告。毛泽东在批复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6］（p.451）要求以此为训，关心群众生活，不要再犯类似错误。云南省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从这件事的处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自责的态度，即从党的领导方面查找出事的原因，这一思路抓住了党群关系的主导方面，对于新形势下党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自身清廉是党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因素。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主观、客观和国内、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遭受了严重困难，但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渡过难关。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风政风清廉。中共中央提出要整肃“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各地调研。为整肃党风、加强组织纪律，克服一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中共中央于1961年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间，还清查出一批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为人民群众称快。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家属，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领袖们的表率作用成为全党转变作风的楷模，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