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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发布时间: 2015-07-01    作者:老舍    来源:人民日报 195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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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虽然我从一九二四年就开始学习文艺写作,可是始终不大明白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应当为谁写。我的最初的写作动机是看见别人写,我也要试试,我要写,我要发表我所写的,我希望成为文艺作家。别的,我不管。
  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以后,就有人来约稿了,我不能不再写。我真的成了一个“作家”。这时候我又为谁写呢?多半是为我自己,小半是为读者;我有了读者,不可放弃。我的读者是谁呢?大概地说,他们多半是小市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是我的读者呢?因为气味相投——我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距离不大,我的思想不会教他们害怕。他们讲趣味,我写的有趣味。这时节,我还是为自己写作,不过捎带着要顾及读者。这里所谓的“顾及读者”并不是我要给他们什么教育的意思,而是要迎合他们的趣味。
  为丰富自己的文艺知识,在写作之外,我也读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
  我读过一些世界文艺名著。可是,我并不明白它们的真正价值何在。我只用个人的趣味去判断它们的高低。我的趣味是小市民的,遇到俏皮的文字,招笑的情节,或一段漂亮的写景,我就赞叹不已;究竟那有什么教育价值与文艺价值,我不过问。
  我也读过一些文艺理论。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个中心思想,就没法子批判地理解它们。我只能说某时代某人的主张如此,另一时代另一人的主张如彼,而说不出为何如此如彼,也说不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使我感到苦闷,甚至慢慢地厌弃理论。我会说:写吧,不必管理论!作品是真东西,理论是空洞的。这样,我便信笔一挥,写出来就算作品;甚至写出《猫城记》那样有错误的东西,也拿去发表!
  是的,我也描写过劳苦大众,和受压迫的人。不过那是因为我自幼受过苦,受过压迫,愿意借题发挥,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正因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我可是不敢革命,于是我笔下的受压迫的人也不敢革命。我只写出我对他们的同情,而不敢也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我用他们的语言、形相、生活等等描画出一些阴森晦暗的景象,其中可没有斗争,也就没有希望与光明。有人问到我为什么只写悲惨的景象,不写激壮的斗争呢?我总是说: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制度很严哪,而不说自己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
  真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就写过京戏鼓词之类的通俗文艺,为大众“服务”。其实呢,这点“服务”精神远不及我的自得自傲:我自居为全能的文艺作家,连京戏鼓词也会写!不管写什么,我总是由证明我是个文人出发。我这样的文人的法宝是文字与文艺形式;我有这两件法宝;通俗也好,典雅也好,我都能写;有时候还写一首五言或七言的旧诗,显显本事呢!至于文艺的思想性,和战斗任务,我向来不关心。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永远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教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的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了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是像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便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的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这怎能算你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地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大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写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的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我感谢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
                   人民日报 1952.05.21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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