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8年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
　　教员那时候多数还是单身汉（我是新婚），住在东山的一排窑洞里，邻居有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舒群等。当时一个月才发一斤油，灯油不够用，为了节省，我们经常聚集在窑洞外谈天。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苦，但是精神生活愉快，人和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平等的，互相间不需要什么戒备、猜疑，一个共同理想把人们变得亲如兄弟，推动人们天天向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一些同志和我时常交谈各自来到延安以前的历程。我们也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相信未来的孩子们肯定要比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幸福。我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的革命，然而却朦胧地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变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这是我第一次写童话，而且一口气一连写了九篇。这九篇童话和寓言有的在延安的刊物上发表过，有的在鲁艺文学系的一部分同志中间朗诵过。不久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把它们编成集子交桂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取名为《南南同胡子伯伯》，一共收进了八篇作品。因为交稿时，第九篇作品还没有写完，来不及收进去。正是因为《南南同胡子伯伯》这么一本书，从此以后我就和童话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唯一的一个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也是在延安写的。有人说当时的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同意这种说法。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我记得在座谈会之前，毛主席找鲁艺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个教员去谈了一次话，有周扬、何其芳、陈荒煤、曹葆华和我。我们在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吃了午饭、晚饭两顿饭。毛主席跟大家很平等，在一起只是漫谈。我向主席提了一个问题，问李白和杜甫，主席更喜欢谁。毛主席说，他喜欢李白，因为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有小地主的味道。毛主席从李白又说起《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说这个人打官司，至死不服，文章暗喻对满清不满之意。毛主席特别欣赏作品中的一个艺术细节，就是写两个鬼奉冥王之命把席方平锯成两半时，对席方平表示同情，故意锯偏，以保存席方平有一颗完整的心。毛主席称赞这个细节写得好。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有进步和变化。变化最大的可能是何其芳。他积极响应主席的讲话，说主席讲话是对的，延安不少文艺人“很脏”，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时延安产生了很多文艺成果，像《兄妹开荒》和《白毛女》，它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今，六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文艺座谈会，回忆起延安，我觉得那段岁月就像记忆深处一颗闪亮的星星，向四周散发出温馨祥和的光芒。 
　　《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23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