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从5月初开始的，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我记得是大家到齐以后，主席从后面他住的山坡上下来。主席一出来，给我两个印象：一是主席胖了。1938年我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到太行山抗日前线以前，在延安经常见主席，那时候主席细细高高的。第二个印象，主席精神了。他还是穿1938年发的棉袄，到处是补丁，洗得都发白了，但很整洁，主席是勤俭的模范。进会场以后，主席很亲切地与大家握手，中宣部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主席讲话中间，外面炮声隆隆，那是洛川的国民党在向我们进攻。当时好多文艺界的人是刚从重庆来的，有些紧张，就有人给毛主席写条子，问有没有危险。主席看了条子说：“我们开会，听到炮声，你们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们的部队，能顶住。我提几个建议：第一，你们的母鸡不要杀了，要让它下蛋；第二，你们的孩子要自己养着，不要送给老百姓；第三，我们的部队在前面顶着，万一顶不住，我带你们钻山沟。”听了主席轻松幽默的话语，大家就安心开会了。
　　最后一次是5月23日，开得时间比较长。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上午下午开了一天，晚上主席做结论。这些书上都有了，我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座谈会后不久，主席来到了鲁艺。因为座谈会名额有限，鲁艺的很多教员都没能参加。这次主席到鲁艺来作报告，师生们都很高兴，全聚集在礼堂旁边的操场上。主席讲话不太长，但很重要，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更集中、更通俗的表达。他说了两个意思：一、你们要到生活中去，不要老呆在鲁艺。不到生活中去，怎么能搞创作呢？鲁艺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才是大鲁艺。二、你们不要看不起普及工作。普及工作是苗苗，把苗苗踏死，那提高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大树是从苗苗长起的嘛。
　　这次讲话对鲁艺的影响非常大，尤其使我们这些前方回来的“土”木刻家感到振奋。我1938年下半年到延安，11月就参加鲁艺的木刻工作团去了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团东渡黄河之后，一路上办了几次展览，但是群众都反映不喜欢，对于那种西方木刻的“阴刻”法看不惯。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吸收民间年画的“阳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结果很意外，群众十分欢迎。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说，你们不要发，一发就显不出价值来了，拿到街上去卖吧。在腊月廿三的集市上，老百姓争先恐后地买这些表现参军、支前、织布等内容的新年画，不到三个小时几千张画就被抢购一空，有的老乡没有买到，就一直跟着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我们的驻地来买年画。新年画非常轰动，朱德总司令贴我们的年画，副总司令彭德怀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说：大众化已经喊了多年，你们算是走出了第一步。1941年当我们带这些木刻回到延安后，没想到鲁艺正在搞大、洋、古，看不起我们的木刻，认为它们太粗糙，不给展出，最后是在萧三的文化俱乐部搞了个展出。
　　座谈会之后，文艺界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很多文艺工作者都下去了。打头一炮的是鲁艺王大化和李波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受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发展出现了《白毛女》这样的著名歌剧。这是座谈会后延安出现的现象。
　　当时我刚从前方回来，和群众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但我感到还是把他们看成房东，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在思想感情上还不懂农民，所以我又下乡，到关中农村当文书去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经六十年了。二十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我当时为搞第四套人民币，去了贵州，在那里，我跟美术界的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很多，但有两条永远不会过时：第一，文艺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不会变。第二，文艺如何为大多数人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生活。不到生活中去，就没有创作的源泉。
　　历史有变迁，个别话题可能有变化，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是永存的！ 
　　《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23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