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艺术为群众的问题，二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群众是说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为群众是讲艺术美学。
　　毛泽东在讲话里明确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为”的问题，是讲方法和手段。我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在探索“如何为”。毛泽东讲话谈到艺术的典型创造时，提出了六个“更”字：“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对我当年的雕塑创作和后来的理论探讨都有启发。那个时候，我提出的不是审美关系而是创作与欣赏的关系。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时，一九六二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喜闻乐见》，讲欣赏与创造，艺术接受者的再创造与再评价。我认为这些探索与判断，和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今天有人鼓吹“纯艺术”，否认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把政治理解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而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要求，那就不能不承认，任何时代的艺术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中国的传统艺术从来不忽视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毛泽东尊重的文艺旗手鲁迅也曾明言：艺术是宣传，但宣传必须是艺术的。这样的观点，和传统文艺观所强调的“兴、观、群、怨”以及“言”与“文”的关系密切联系，是相一致的。
　　说到我自己，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刘保罗、邵荃麟领导的浙江流动剧团，一九三七年冬天入党，一九四〇年冬才到延安。在那时，我认识到，一方面，艺术要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比如，我参加田汉的剧作《中秋》的演出，演一个长工，地主要我给日本小队长下跪，长工表示困惑，台下的观众高喊：“不要跪！”我的腿就硬起来了，接连两次，我都没有下跪，邵荃麟的爱人葛琴感动地流了泪，事后表扬我是有弹性的表演，这样的表演设计，成了我后来适应与征服那个观点的提前预示。这更增加了我学习群众的信念。大概在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我为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创作毛泽东的浮雕像，还未能按预定设计安进建筑墙上时，引起人面朝天的错觉，我听到了在广场上的学员的真挚反应，增加了我对群众意见的尊重，而且影响到我后来的创作。我在一九四八年创作的圆雕《民兵》，是反复深入群众生活的结果。为什么圆雕《民兵》不选择民兵埋地雷、同敌人拼刺刀或传递消息的形象而用站岗放哨的形象？因为我在与民兵一起生活的时候，体会到站岗放哨更适合用圆雕形式表现民兵警惕敌人的精神状态。
　　一九四九年，进入解放了的北平，基于客观需要，我着重于美术理论的写作。我的理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具体的感性到抽象的理性。正因为我接触各种感性的现象时萌生了理性的探索，所以面对多次接触过的观赏对象，也能引起新的发现。
　　可不可以说，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也就是调动人民与艺术家合作的过程。接受艺术启迪的艺术接触者对艺术的再创造与对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的再评价，是艺术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对人民情感进行潜移默化作用的条件。 
　　《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23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