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向新闻工作者讲话。图为毛泽东同志讲话。右起：朱德、胡乔木、范长江同志。

　　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为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从 1990年 2月到 1991年 12月，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胡乔木向帮助他工作的编写组作了20多次谈话。1992年9月，胡乔木逝世后，编写组整理了“谈话录”，撰写了19篇“初拟稿”，并将这两部分编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本文摘自该书《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一文。谨以此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4周年。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洗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 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了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 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 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已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 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 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很大影响。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50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50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