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应当创造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这些人物并不是作家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而是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他们的最可贵的品质，就表现在他们不但不为困难所吓倒而退却，也决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而停步不前。他们抱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完成了艰巨的民主革命，今天又在更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崇高的理想和艰苦的斗争，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和坚强性格。他们永远前进，永远走在生活的最前面。这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

　　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和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文学艺术，正是因为他们痛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革命理想和具有这种革命理想的新的人物。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现实，更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他们不相信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革命斗争的伟大现实能够培育出无数我们时代的最崇高、最优秀的人物，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作家总是认为：我们所描写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是不真实的，只有灰色的“小人物”或者卑劣的反面人物才是“真实”的。他们的论据是：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毛病，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光明和黑暗的斗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内心的复杂性”。我们反对把人物的内心简单化。新时代人物的内心生活，正是最丰富而又最健康的。他们知道应当如何对待劳动，对待友谊，对待爱情，对待家庭生活；他们当然也有苦恼和内心矛盾，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犯这样或那样的错失，但是他们总是努力把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作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资产阶级作家们所提倡描写的甚么“内心的复杂性”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丰富的内心生活有甚么共同之处呢？他们所要揭开的所谓“人的心灵的秘密”，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阴暗心灵的自我流露罢了。他们热中于写缺乏意志的人和他们的身边琐事，看不见或不愿意表现今天的英雄人物和伟大斗争，或者把资产阶级卑鄙空虚的心灵硬装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身上去。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灰暗阴郁的色调，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涂成一片漆黑。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失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精神上发生瓦解和崩溃。这正是符合帝国主义的愿望的。只要看一看帝国主义文艺评论家们的论调就十分清楚了。他们或者为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把“多余的人”带到社会主义文学中来而十分高兴，或者唆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去追求“世界的悲剧性的梦幻”。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怎样企图把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绝望情绪，灌轮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中来呵。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社会主义文艺就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艺的变种，而不再是什么革命的文艺了。

　　每个作家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当然，理想是有各种各样的：有远大的和渺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革命的和反动的。只有符合客观现实的发展行程，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想才是正确的理想。在今天，人类的最高革命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也有他们的“理想”，那就是保存和扩张资本主义，抵制和消灭社会主义。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当站在共产主义这一时代最高理想的峰顶来观察生活、描写生活，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清除旧时代所遗留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相比，一切其他的个人愿望都是渺小而不足道的。共产主义理想应当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灵魂。

　　我们这样强调文艺中的革命理想，会不会损害文艺的真实性呢？

　　关于“真实”，关于“现实主义”，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修正主义者常常在“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倾向性。他们故意把真实性和倾向性对立起来，认为倾向性会妨碍真实性。其实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文艺的革命倾向性，目的是要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性。他们排除生活中的先进理想，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是没有先进理想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卑琐的自然主义或颓废主义。他们的所谓“真实”，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歪曲。我们从来主张文艺必须真实，反对虚伪的文艺。但是我们却不是“为真实而真实”论者。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家总是带着一定阶级的倾向来观察和描写现实的，而只有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和反映时代的真实。人民的作家选择和描写什么题材，首先就要考虑是否于人民有益。真实性和革命的倾向性，在我们是统一的。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不能不引证恩格斯的有名定义：“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给哈克纳斯的信》）这是恩格斯在给一位女作家的信中说的话。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批评了那位女作家把伦敦的工人写得太消极，认为这样的工人形象对于经过了几十年斗争的伦敦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够典型的。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现实主义不能只注意琐碎的细节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必须服从于典型化的原则；第二，恩格斯要求作家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于革命作家来说，就是要求他们表现代表时代的先进力量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要求他们表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恩格斯很早的时候就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的那些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作品，责备他们一味“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却“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可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卓越理论却长期地遭到了修正主义者们如胡风和卢卡契之流的最恶劣的歪曲。恩格斯本来是从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现实主义问题的，他号召作家要向前看，要创造出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而修正主义者却从恩格斯的信中得出了在文艺创作中世界观是不重要的这样一个荒谬结论，甚至认为世界观愈反动愈好。他们号召革命作家向后看，向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看齐。现在是到了必须把这种谬论彻底扫清的时候了。

　　二十多年前，苏联共产党和以高尔基为首的苏联文艺界根据苏联文学发展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全世界革命作家的赞同。近年来，修正主义者拼命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目的就是诽谤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社会主义作家拉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他们以“写真实”为借口来反对文学艺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崇高任务。我国秦兆阳就是这样。而一些革命精神衰退或者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作家也接受了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专门寻找阴暗的角落和历史的垃圾，看不见社会主义现实的光辉整体和更光辉的共产主义前途。我们主张文艺应当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和对于更美好未来的理想，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正是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进攻的一个有力回答。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各种英雄的事迹。我国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表现出昂扬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创造精神，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各个战线上表现这样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如何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就是如何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呢？用阴暗的色调，灰色的语言，琐碎的自然主义的手法，难道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吗？那是决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和描绘我们的时代。文艺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正是人民生活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晶。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

　　当然，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生活中的新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我们的先进人物的特点，正是在于他敢于同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面现象做斗争，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阻碍，而为新的生活开辟道路。我们正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使我们从根本上免于陷入无冲突论的危险。我们的文学艺术决不要回避缺点和困难，忽视消极事物和反面人物，冲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只会把生活简单化，把真正的先进人物描写成没有生命的稻草人。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崇敬，也不能激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更不能引起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看过就会叫人马上忘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人物、新思想，也要毫不留情地鞭挞旧事物、旧思想，要深刻地反映新事物同旧事物的尖锐斗争，因为坚强的崇高的英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说明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美来源于生活的美。谁不承认这个，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但是只承认这个，也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生活和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又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非常精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特点。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但文艺又应当比现实更高；文艺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创造人物，其目的不是消极地为反映现实而反映现实，而是为了积极地反映和推动现实，变革现实。这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人类艺术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到后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才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流派。现实主义者偏重观察，善于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的图画；浪漫主义者偏重想像，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历史。

　　但是，过去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却存在着一种片面看法。说到文学艺术传统的时候，不少人往往只强调现实主义，似乎现实主义一切都好，浪漫主义一切都坏，而忘记了在整个文学艺术历史的巨流中，不断积累起来、丰富起来的优良的浪漫主义传统。他们把浪漫主义看成是和现实主义不能相容的。实际上，文学史上，有先进的富于理想的现实主义，也有庸俗的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有消极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也有积极的进步的浪漫主义。这主要决定于作家、艺术家对待人民、对待现实的态度。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虽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个性和风格各异，有的更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有的更富于浪漫主义精神，有的以精雕细琢的写实手法见长，有的以奔放的热情和大胆的幻想取胜，但他们总是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的不同程度的结合。他们在揭示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社会理想，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褒贬体现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上；同时他们的昂扬热情和崇高理想又总是由于现实的不合理的现象所激发，植根于生活的土壤的。屈原的《离骚》表露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嫉恶如仇的精神和雄奇壮美的幻想而成为光照千古的杰作。关汉卿的《窦娥冤》和其他一些优秀的元曲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残酷的现实生活，热情地表现了被迫害、被冤屈者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水浒传》塑造了一百零八个不同个性的农民革命英雄，作者在这些人物的共功过、同生死的战斗中寄托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不少剧作和歌德的《浮士德》，都表现了幻想和真实的奇妙的结合。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更是鼓舞人民革命斗争的号角。鲁迅的作品，从《呐喊》到《故事新编》，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清醒态度和批判精神，也表现了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热烈愿望。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满地结合起来，形成为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正在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飞跃。解放了的我国人民已开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又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他们认识和变革现实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这就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提供了最肥沃的现实的土壤。

　　　　　　驳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在上面叙述了我们的文艺方向、文艺道路和文艺方法，在所有这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归根到底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分歧。

　　文学艺术战线是整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思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在文艺上的表现。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动思潮对于人民和人民的文艺已经发生了极有害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特别利用文艺来鼓吹人性论和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艺家声称：“艺术就是人道主义”，艺术应当表现“人类永恒的感情”，描写“一般人性”。当然，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早就认为人道的理想和原则是评价艺术的“绝对标志”，而所谓人道的理想或原则也就是“普遍人性”。胡风是在我国最早贩卖卢卡契这一套理论的，他说“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仁爱的胸怀”。冯雪峰也说人的根本要求，就是“广大人类的友爱”。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巴人又搬出了这一套陈旧的武器来攻击社会主义文艺，说革命的文艺缺乏“人情味”，原因就是没有表现“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也就是“缺乏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中外修正主义者原来是一鼻孔出气的。

　　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人道主义呢？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我们必须区别什么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管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归根结底是有利于延长剥削制度；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要把人类最后地从一切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进步作用给以充分的正确的估价。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后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这种思潮在历史上确实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产生了不少灿烂的作品。但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毕竟不过是建立一个“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个性，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为了建立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那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幻想罢了。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和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一样，就完全丧失了最初的反封建的光芒，而变成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劳动人民的谎言了。

　　十九世纪一部分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曾经提出动人的控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以人道主义相号召。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眼界的束缚，他们要求的人道主义离不开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的圈子，他们的作品往往以同资产阶级秩序相妥协或者以悲观的宿命论告终。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在他们的纲领中，竭力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人性的同情和友爱”，提倡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以“人道主义态度”衡量一切事物。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就是人道主义。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吧。他们的纲领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最高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个人幸福。”他们把个人的幸福和利益同人类共同幸福的崇高理想对立起来，而把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很显然，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位南斯拉夫的作家在一篇吹捧这个纲领的文章中，十分欣赏王尔德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条导致真正个人主义的道路”这句话，就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位南斯拉夫的作家夸耀他们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这个大家庭“既在东方，又在西方”；英国一小撮共产主义的叛徒揭起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鼓吹什么人类的“不可分性”。现代修正主义者胡说什么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就可见他们鼓吹“人道主义”的目的何在了。很明显，目的在于否定两个阵营的对立，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定一切革命。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性论，而人性论的核心是所谓“人类之爱”，资产阶级文人和修正主义者就把这种“爱”看做“普遍人性”，看做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我们知道，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怎样无情地嘲笑了克里盖之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后来恩格斯又怎样尖锐地批评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类之爱的说教，认为费尔巴哈所宣扬的这种抽象的“爱”是调和阶级矛盾的，这使得“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都消失不见了，而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有些人竟把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混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说什么社会主义学说是“最仁爱的”学说，似乎有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人道主义”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它最后完成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已。这样，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而退回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的立场。他们不谈或少谈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而大谈“人性”、“人类之爱”和“人道主义”。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拚命采用资产阶级的旧概念、旧词藻来迎合和取悦于资产阶级，竭力使共产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其结果，不但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且扮演了有意无意地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和麻醉人民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好心肠的人被这些动听的名词所迷惑，不能辨别真相，随声附和，就不知不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革命家决不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什么“人类之爱”。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世界里，在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世界里，决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人类之爱”。马克思主义者只知道有无产阶级的友爱，劳动人民的友爱，被压迫人民的友爱。正因为他们真正热爱人民，就必然痛恨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的人。他们不是片面地宣传爱，而是既宣传对人民的爱，又宣传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恨；他们唤醒人民的觉悟，促使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光明幸福的新生活而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容，也就是革命的文艺所应当表现的内容。（⑹⑺）

　　每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的只是这个阶级的人性或那个阶级的人性，也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代替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其现实性说来，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实际上，在修正主义者的心目中，所谓“人性”就正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在他们看来，凡是合乎资产阶级的思想、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就是合乎人性的，否则，就是违反人性的。文艺作品如果写了人物的自私自利、内心分裂或双重人格，那就是合乎“人情”的，有“人性”的；如果写的是摆脱了私有观念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人，如果写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人性，那就是“矫情”的，缺少“人情味”的，也就是不合乎“人性”的。他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看成了所谓“共同人性”。

　　以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人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高尚的人性，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人性论”的实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用“人性论”的观点来观察一切问题，因而也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他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也不区别是什么阶级、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战争，而认为一切战争都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道”的。

　　和平和战争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渴望和平。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电影、艺术在捍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人民就只有打起反侵略的旗帜，用正义战争来制止非正义战争，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祖国。人民的这种正义的、英勇的、壮烈的行动，永远值得人们的崇敬。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谴责侵略战争罪恶的动人诗篇，而对于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则从来给以热烈的赞扬和歌颂。好些伟大的诗人本人就是反抗压迫侵略的英雄。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而在反对侵略者、压迫者的时候又是十分勇敢的。我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前仆后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历史，就是一首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法国的《马赛曲》和我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阶级，却同样地激荡人心。苏联作家们所创作的《铁流》、《毁灭》、《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以及其他许多同类题材的优秀作品，真实地表现了苏维埃人民的不可摧毁的革命意志和他们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这些作品给了我国和世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

　　人民的作家，对于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只能加以歌颂，而决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态度。可是近年来，在文艺如何表现战争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有些作家竟然对历史上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似乎不管什么性质的战争全是罪恶的、肮脏的。他们把这种正义的战争也描绘成一幅“阴森悲惨”的图画。这些作者不厌其详地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恐怖，描写所谓“战壕里的真实”，片面地夸张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和死亡。作品中的人物好像只是被动地走向战场，被不可抗拒的命运捉弄着，他们在战场上只是被单纯的求生本能所支配。他们迷惘地发出了“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疑问。作者把主题放在战争的残酷跟个人幸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大肆渲染主人公的绝望心理和悲剧命运。从这些作品的整个气氛，读者感染到一种对于战争的浓厚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绪。看来，这些作者完全忘记了他们所描写的是人民的正义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宁死不屈的精神和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正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的高贵品质战胜了恐怖和死亡，压倒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流血牺牲，但是每个有觉悟的人都知道，个人的牺牲是为了祖国的自由，为了换来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幸福。正是这种信念，推动了人民勇敢地奔赴战场，使他们获得了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的真理。把人民的正义的战争写得那么阴郁凄惨，充满绝望的情调，只是对于这种战争的历史真实的严重歪曲。这样的作品只能使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丧失信心，只能瓦解人民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而丝毫无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

　　目前修正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继续展开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仍是我国文艺界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很好地区别哪些是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哪些只是受了修正主义蒙蔽的一时迷误。对于修正主义应该彻底加以揭露；对于个别的错误论点则应该通过批评辨明是非，使那些一时迷误的同志清醒过来，回到正确的立场，共同前进。　　 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如何对待文学艺术遗产，这也是一个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文人发生了尖锐分歧的问题。

　　对于遗产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从全面的历史的观点来加以估价呢，还是片面地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呢？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还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呢？是推陈出新呢，还是抱残守缺呢？这就是主要的争论之点。

　　修正主义者，或者抛弃优秀的古典遗产，大肆贩卖现代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或者制造对于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的迷信。两种手法的目的是一个：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文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胡风和卢卡契等人大肆鼓吹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把那些作品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当做人类的最高理想，把那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看作是不可企及的高峰，把批判现实主义说成是超时代、超阶级、完全不受世界观约束的东西。他们用资产阶级文学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文学，贬低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指责社会主义作家没有像批判现实主义者那样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因而丧失了文学的“批判”功能。他们发出这种论调的用意所在，无非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这些论调已经受到了应有的驳斥。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许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对于文学艺术遗产，特别是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也抱着盲目崇拜的态度。他们分不清资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的界线。他们把这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混为一谈，把这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混为一谈，把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制造了一片混乱。他们忘记了旧时代的文艺是旧时代的产物，旧时代的反映，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忘记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文艺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艺，不可能没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同过去文艺的继承关系，不敢批判传统、突破传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文艺的质的革新。

　　这种对于文学艺术遗产的盲目崇拜，在我国文艺界和知识青年中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些文学艺术工作者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偶像面前，挺不起腰杆来。有些青年读者对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由于缺乏辨别和批判的能力，无形中受到它们的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陷于迷惑。因此，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解决如何对待文学艺术遗产的问题，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主张对待文化遗产采取批判态度的。列宁讲到继承文化遗产的时候，总是同时讲到必须加以批判和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从来是既反对割断历史，一概排斥，又反对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他主张对于过去的文化必须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他曾经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用“推陈出新”这个成语表述了新文艺和旧文艺、新传统和旧传统之间的革命发展的过程。

　　我们根据推陈出新的原则，在继承和革新本国文学艺术遗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我要说的是如何对待欧洲文艺遗产的问题。外国的优秀文艺遗产，同我国优秀文艺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借鉴的。但是，无论对本国的和外国的遗产，我们都只能批判地吸收。

　　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是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代表反动、代表压迫阶级的文艺和代表进步、代表被压迫阶级的文艺的对立。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有一部分是代表反动的，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来研究。我们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是进步文艺的传统。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俄罗斯的文艺对人类作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像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一批伟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揭露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认识过去的社会，吸取过去时代人民斗争的经验和智慧，继承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优良品德，同时这些作品描绘生活的艺术技巧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就是对于这些作品，我们也必须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必须看到它们的消极方面。十九世纪欧洲进步的文艺作品，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但它们绝大多数是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虽然他们的世界观中有进步的一面，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进化论，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究竟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彻底揭露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不能指明解决矛盾的出路。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很多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们或者像《红与黑》中的于连，由于个人的野心得不到发展而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或者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信仰个人的人格力量，以自己的孤独为最大的骄傲。如果青年读者把这些人物当作榜样，不但不可能培养新的集体主义的个性，相反地，只会破坏这种个性，只会巩固旧的个人主义思想。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带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相形之下，那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武器就显得十分陈旧而过时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有人像修正主义者们所提倡的那样，还想拾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旧戈矛，用来“批判”新社会，暴露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黑暗”，那就完全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了。

　　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修正主义者对待文学艺术遗产总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且特别鼓吹其糟粕，用以毒害青年；我们则总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修正主义者总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我们则总是引导人们向前看。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学艺术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既要指出过去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指出它们在今天条件下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作用，这是我们更需要注意而不可忽视的方面。只有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才能避免片面性，才是完整的革命的和历史的观点。总之，对本国和外国的过去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区别和分析，指出哪一些作品由于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动人的艺术力量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今天和今后仍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仍然为读者所欣赏；哪一些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有显著的歪曲，而在艺术上又是一无足取的。对作品中的那些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思想也要加以分析，指出哪一些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哪一些已不适用于今天，哪一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变成反动的东西。对前人技巧的学习，也要有所选择，不能机械地亦步亦趋。这就是我们所主张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批判态度。

　　在我国文艺界和高等文艺院系中，目前正在对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艺进行重点研究和批判。继承遗产必须经过研究和批判，要批判就必须研究，而批判又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批判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遗产的过程。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只有经过这种反复的过程才能对于批判地继承遗产做到恰如其分。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的积累，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这种批判将会一次比一次更细致、更深入，而在突破旧传统的过程中，新传统就将逐步确立起来。又批判，又学习；批判的时候要注意学习，学习的时候要注意批判。批判的时候，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容易流于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因此要防止粗暴。学习的时候，容易无批判地模仿和硬搬，因此必须强调批判，强调革新，反对保守，反对对古人和外国人的盲目崇拜。我们应当向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遗产学习，但是决不能让过去的文艺束缚我们的手脚、妨碍我们的创造性。

　　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文学艺术。我们要画最新最美的画，写最新最美的诗，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新的思想，新的技巧，新的艺术方法，新的创作道路。我们要学习前人，但不要妄自菲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后人应当有充分的信心超过前人。由于我们有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由于人民群众的才能得到比前人更好的发展条件，通过持久不懈、严肃认真的努力，我们中间一定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的天才，他们将在不同的方面超过前人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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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充分地肯定成绩，决不是说一切都做得很好了。跟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很不够的。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可以自满。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正处在迅速地全面地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它充满了强壮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还有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缺点。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在艺术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和概括；不少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还跟不上群众日益提高的鉴赏力；有些作品还不能免于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界、文艺界还有市场；文学艺术遗产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当代文学艺术的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总结；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活动，还需要大大地加强。党和人民有权利要求文艺工作者为新的时代作出更大更辉煌的贡献。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艺术；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一定要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而作更大的努力，在文艺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使文学艺术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和一切敌视党的文艺路线的倾向继续进行斗争，和修正主义及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继续进行斗争。取消或放松这种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迎合和调和的态度，是决不容许的。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现在摆在全体文艺工作者面前最中心、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就是力量。作家、艺术家们！让我们把自己手中的武器锻炼得更加锋利，运用得更加准确和熟练，以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才华创造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以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文艺修养，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继续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劳动，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同时，另一方面要加强艺术实践，不断地提高艺术技巧。作家们应当特别重视掌握语言的艺术。艺术技巧是依据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修养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的一种高度熟练的细致的劳动；轻视技巧，就是轻视人类的劳动和智慧，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通过高度的技巧，才能把正确的政治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最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艺术的感染力量。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工农群众业余的艺术活动，鼓励群众创作，使专门的文艺家和广大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艺才有最广泛的群众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出文学艺术各部门的杰出的人才。专业文艺工作者们应该经常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十倍百倍地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为创造打动千百万人民心灵的文艺作品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我们的文艺，既要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又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增长智慧，提高审美能力。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变得更崇高、更聪明和更优美。审美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同时又要提高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水平。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创作的健康发展和作品水平的提高，帮助人民增强艺术的鉴别力和欣赏力，我们十分需要正确而有力的文艺批评。我们的文艺批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政治标准为第一的，同时又必须对作品进行准确的艺术分析，在总结现代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树立新时代的科学的艺术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同一切敌对的和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同时又要大胆地热情地扶植具有生命力的新作品，鼓励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我们反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倾向，同时也要克服不重视作品的整个倾向，而对其中的个别情节过分挑剔的烦琐倾向或盲目捧场的庸俗作风。我们必须继续整理和研究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包括理论遗产。在我国历史上出了不少卓越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们总结了某一方面丰富的创作经验，发表了许多对艺术创作的精辟见解。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把它们作为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必须研究和批判运用的资料。我们应当发展群众的评论，使专家的评论和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专业批评工作者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而加以综合和提高，使自己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批评家。我们要重视培养文艺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为建立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队伍而努力。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团结的。我们应当更好地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作家、艺术家共同奋斗。文艺界各个协会和一切文艺团体应当成为这种团结的强大核心。我们应当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文艺家亲密地团结起来，高度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我们还应当同全世界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艺家，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反动同盟军的革命的文艺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事业而努力。

　　我的报告就要在此结束了。展望前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充满无限信心。毛泽东同志在开国之初就向我们昭示：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而出现于世界。我国人民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有长期积累的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创造高度文化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我们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以工人阶级的作家艺术家为骨干的强大的革命文艺队伍。我们有敬爱的郭沫若同志、茅盾同志和其它许多卓越的、前辈的革命作家、艺术家，又有从群众中不断涌现的大批有才能、有希望的年青文艺工作者。我们的队伍是强大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永远同工农群众共呼吸，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就一定能够完成历史所赋与我们的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同志们！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我们生长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产生过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的民族，是一定会继续产生千万个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天才的。如果说我们的祖先由于他们的天才和奋斗创造了各个时代文学艺术的高峰，那末，今天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只要我们把个人的智慧和群众的集体智慧结合起来，只要我们肯付出艰苦的劳动，坚持不懈地奋斗，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比过去任何时代的文艺更为伟大的、新的文学艺术的高峰。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吧！

　　人民日报　1960.09.04　第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