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运动，从指导思想到基本体制，从领导方式到创作力量，都为新中国的新文艺与新文化进行了最为基本的准备与至为重要的铺垫。

　　1943年10月20日，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一份通知中指出：“《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就学习贯彻《讲话》做了具体部署之后，特别指出：“《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其他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

　　“马列主义中国化”是对毛泽东《讲话》的重大理论贡献的准确定位，也是对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的高度概括。就《讲话》而言，它的一些基本观点既从马列经典作家的观点出发，又根据中国现时社会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完善。如在列宁文艺应当“为千干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基础上，毛泽东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及延安情况，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并充分阐明文艺为何“属于人民”、为何要“服务于人民”等。之后，毛泽东又围绕作者与表现对象、个人与群众、立场与情感、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关系和具体问题，进行了精到而扼要的论说。可以说，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无处不在，但又与中国革命、中国文化和革命文艺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且建立“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任务十分明确，与之配套的关于学习社会、接近人民、深入生活、探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方法与措施也相辅相成。由此，新的文化和新的文艺在理论上得到滋养，在思想上得到指引。

　　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运动，因为做到了“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获得了蓬勃发展和无限生机，而广大人民群众也由过去的文艺旁观者、局外人，开始成为新的文学与文化的真正主人。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谈到，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之力的帮助”，而这正是由毛泽东充分施展领袖才华和政治智慧的《讲话》真正予以切实实现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要有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有文化的军队”。在《讲话》结尾，毛泽东特别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围绕着《讲话》“为着人民大众”依次展开的问题有在“学习社会”“接近群众”中“转移立足点”、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相兼顾、写作中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等，它们都是为适应建构新的文化形态而提出的新的观点与要求、新的方法与措施。在《讲话》之后兴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就是在这样全新思路的指引下，形成了政治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专业化与大众化协调发展的新的文艺文化形态。这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最早起步与初期演练。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总结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经验时，曾这样评说延安文艺的意义：“这是我们自觉地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初步成果，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

　　事实证明，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运动，从指导思想到基本体制，从领导方式到创作力量，都为新中国的新文艺与新文化进行了最为基本的准备与至为重要的铺垫。而一个打破土与洋、城与乡、雅与俗、高与低的分离和分野，开始立足于本土社会现实，适应于人民大众需要，并探索新的民族形式与特有风格的新的文化运动，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