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具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社会化的特征。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三国时期，就有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古时就有诗官，专门搜集民谣，作为舆情动态。官方和民间都普遍承认一种观点：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就像古代戏曲中“不关风化体，总好也枉然”所表述的那样，如果一部戏看完之后不能影响人们的风化、道德作风和教化，那么这部戏就是失败的。

　　中国文艺还有一个特点，即讲求“诗言志”，注重主体的主观动机、精神追求和志向。如古人写人间疾苦时，重点是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对老百姓的关心，即主体的精神状态、高远的志趣和开阔的眼界；古人也把写文章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些文艺特点对后代的文艺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五四”之后，左翼文学思潮逐渐成长，许多作家选择了对旧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例如巴金，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二部小说《新生》，写的是煤矿工人的痛苦生活，并描述了他空想的革命。从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我们发现，旧社会的中国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同时这部小说也能激发人的革命热情。再如冰心的作品，多提倡爱等，而她对旧社会的绝望、厌恶和否定在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去国》、《到青龙桥去》等。所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许多热血青年因为受左翼文学的影响而投奔到解放区的建设事业当中，倾心于革命。就如舒乙曾说，中国的作家，跟着共产党走和跟着国民党走的比例是9:1。胡乔木当年有一个说法：中国的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比俄国更成熟。

　　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选择了对中国旧社会的批判，而且是一种严厉的、充满激情的批判，并选择了革命。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选择，即革命选择文艺和文艺家。中国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家呢？答案很简单，它要的是真正投身革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革命，不怕困难，敢于斗争，不讲小资产阶级温情，也不讲旧社会的仁义道德的文艺家；要的是坚决遵守纪律，自觉服从大局的文艺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要明确革命对文学的要求、对文学的选择，要实现文学的真正革命化。

　　中国有本国的国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文艺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应该成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精神武器。我们讨论一切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因此，作家要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提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其他都是流不是源。另外，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实际上就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问题。他还提出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一系列论断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若干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掀起配合革命运动的文艺创作热潮，涌现出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白毛女》等优秀剧目。在文学创作上，当时出现了赵树理、孙犁等一批优秀作家，他们非常注意艺术的要求和标准，把革命的问题和创作相结合，生动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谈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就：其一，就是激发了一批直接服务于革命、奉献于革命，并能够把群众唤醒的文艺作品。通过文艺的革命化实现了人民的革命化。其二，发掘了大量的民间文艺资源。如秧歌剧、云南的“小河淌水”、蒙古族的长调等。其三，是歌曲的创作。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经历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现在，党中央多次强调，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我们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期，文学创作需要艺术家有新的创造、新的内涵。

　　目前，人们面对的是文艺的泛滥化，而不是高端化、精英化。因为现在文艺追求的目的、创作的手段都不一样了，特别是网络和传媒的发展，使发表作品变得很容易，但其中很多不是文艺精品。文艺工作一方面提倡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攀登文化艺术的高峰。

　　今天，我们一方面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产生的文化交锋、文化尴尬；另一方面，我们当前最大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面临许多新的有待于讨论、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时代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能拿出振聋发聩，感人至深的作品。没有一个艺术大家是因为环境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才开始奋斗的；恰恰相反，正是在奋斗中，在面临各种挑战中，他能够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质的精品！

　　（作者系文化部原部长；本报记者杨赛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