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70周年。《讲话》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延安时期的文艺经验和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结晶。《讲话》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对建设文化强国来说具有富于启发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培育和实践具有变革意识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对建设文化强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之所以宝贵，是在于其能通过实践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事业的成功。因而，这种文化是有力量的。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则有所不及。19世纪末期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人本主义和以现代派文艺为标志的西方现当代文化、文论及作品，几乎都缺乏对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干预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否拥有实践理性是衡量一切文化是否具备改变外部世界的力量和功能的根本标志。就西方现当代的文化理论或文艺理论而言，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从文化视阈上较切近现实外，其他的学说多半都探讨或停留在幻想、语言、舆论、心理生理、道德伦理和精神意识层面，诸如“审美乌托邦”、“审美救赎”、“新感性革命”、“诗意地栖居”等。这些具有浪漫情怀、富于幻想的理论，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发出精神呼吁、调动大众舆论、组织社会心理和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实践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社会环境、体制制度和人的生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力量或缺乏力量的。

　　《讲话》主张“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这种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而且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立即使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讲话》充满着实践理性，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和改变世界的变革精神。

　　《讲话》这般表述文化和文艺的功能：文艺创作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改变旧环境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试金石。《讲话》提倡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可视为一个独创性的发现。有弱而新的文化，也有强而新的文化，或强或弱，但都必须是新的文化。一般地说，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新的人物”，往往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历史的大趋势和人心所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包括新的历史结构和新的社会环境，都能展示出新质态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都是核心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可以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在塑造与构建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艺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展示先进文化的实践理性和批判精神，以先进文化的强势和力度，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表现出实现人的解放，促进社会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

　　《讲话》对创建文化强国的文化结构富有积极作用。《讲话》启发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融合、协调统一、合理互动的有机结构。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培育文化强人；只有造就文化强人，才能达到创构文化强国之目的；文化立国必须注重文化立人，只有强调文化立人，才能实现文化立国之宏图。文化强国应当处理好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既强调精英文化，又注重大众文化，既倡导“阳春白雪”，又特别扶持“下里巴人”，这好比驾驭文化列车，既要有车头，又要有车身，引领人民大众向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飞驰。

　　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德艺双馨的阵容强大的文艺大军。只有培育与造就一支用科学的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武装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才能把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落到实处。这支文化队伍；应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树立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指导，强化和优化自身的使命意识，自觉地以“为人民服务”为神圣天职，拥有健全高尚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不断增强文化的吸纳能力、传承意识和原创精神，带领人民大众向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挺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