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大众化是百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最富中国色彩的文学取向，也是中国文学可与世界文学形成“对话”的前提。通常认为，延安文艺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对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及实践，大众化问题到了延安时期才得以初步解决。此外，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并不是突发性的，它有着一个演进的过程，是对“左联”以来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深化与提升，换言之，延安时期讨论大众化问题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左联”时期。然而，学术界对此环节研究得并不深。譬如，大众化问题从“左联”到延安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左联”提出的哪些主张在延安时期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延安文艺的大众化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必须对上述问题深入研究。

　　自“左联”提出大众化问题后，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一个“思想着”和“行动着”的作家群体，左翼作家能以历史的辨析眼光，从新文学发展的理论中去伪存真，发掘大众化的文学观念，并积极开展大众化理论探讨。虽然左翼作家在文学实践层面还未完全展开，但他们就大众化理论所作出的探讨、提出的种种命题，为后来的理论深化和文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大众化问题的研究中，有几个现象是始终都无法回避的。其中最惹眼的就是，虽然“左联”对大众化理论讨论颇多，但却从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延安时期关于大众化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但大众化运动的实践却是硕果累累。其中原因何在？过去，很多人都将根本原因归结于“政治之力”。不可否认，“政治之力”确实是大众化运动能否顺利展开的外部条件。但这种“偏视”，又极易使人们对延安文艺大众化的认识流于简单化，使诸多有价值的命题处于遮蔽状态。如果说掣肘“左联”大众化实践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其理论探讨流于分散、缺少系统性，那么，《讲话》则是对“左联”以来大众化理论的集大成。这里既有对“左联”以来大众化理论的创造性的继承，也有在新语境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拓展，它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大众化理论的不足与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也正是《讲话》所阐发的理论能够被延安作家迅速认同并积极实践的原因，同时又是《讲话》问世后能持续影响当代文学基本格局的原因。

　　《讲话》提出，文艺的源流问题关涉何为文学的本源、如何认识文学的本源问题，就从根本上解构了知识分子重知识而轻实践的做法，这是认识的第一步。既然现实生活才是文学的本源，就涉及如何把握文学的本源问题，而在把握文学的本源问题过程中自然会过渡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即讨论如何使作家深入大众生活、解读大众生活和深层次地把握大众生活。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是讨论已经体验和熟悉了大众生活的作家如何对大众和大众的生活进行判断，如何从大众身上和大众生活中发掘出“革命的因素”；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是讨论已获得第一手文学素材的作家，如何采用大众可接受的文学形式，并通过典型化的方法，使作品在大众中间产生最大的影响；随着大众的阅读接受能力的提高，他们会对作品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作家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以不断升华大众的接受诉求，这就是“普及与提高”所关涉的问题；此外，文艺活动还需要有人来引导，这便有了文艺批评的问题。《讲话》所阐述的问题既有高瞻远瞩的恢弘气度，又有紧密联系文学实际与社会现实的例证相辅，论证环环相扣，逻辑性极其严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座谈会之后，大众化运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文艺大众化时代的到来。

　　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反复研究的文学课题。譬如，文学到底是一种文化消费品，还是一种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动？文学活动到底是作家个体行为，还是一种与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事业？到底是作家的文学才华重要，还是体验和正视现实的生活重要？到底是大众的接受重要，还是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重要？这些问题都关乎文学存在的根基。由此看来，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不仅是一个历史命题，同时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命题。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