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富论》的发表，亚当·斯密建立了政治经济的“科学”研究。三百年后，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依旧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核心。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政策辩论的核心：一个经济体/国家的最有效经济治理形式是什么？跨国治理和管制的形式是什么？全球秩序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在政策辩论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正在形成的中国式替代选择——“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是否有可能取代占有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治理模式？这是否会破坏发展中世界在民主和治理方面已经取得的许多进步？
20世纪上半期，新自由主义规划逐渐主导了发展话语。中国为新自由主义规划的替代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例。也许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发展模式，不如说是怎么做事和做事方式的实例。或许，中国充当了“不同”的隐喻——一种不同于主流议程的发展方式，一种对世界秩序如何建构和国际关系如何运行的不同理解。就这一方面而言，中国模式是什么不如中国模式不是什么重要。
这种“消极”的定义常常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将会在行为上不同于以前的大国，尤其是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交往时。正在形成的“中国例外论”也在支持着这一想法。它认为中国从根本上与其他国家不同，具有推动改变目前世界秩序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对一些中国学学者而言，这种正在形成的话语和关于中国模式的思想不仅相互强化，而且帮助加强了中国的现状。关键是，那些拥护中国模式的外国学者被认为推动了这一“规划”。因此，就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和国内现有的权力分配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语行为——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谈论和定义，使它变得真实，并赋予其真实的力量。
中国模式话语的兴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国内对任何一种中国模式的性质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在很多方面，外国的观察家推动了中国将会成为西方的替代的思想。他们认为，中国思想和实践的形成可能重构全球的权力关系，从而削弱美国在东亚和非洲的地位，最终挑战全球秩序的（自由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正处在威胁之中。
然而，正是外国人对中国式替代的极为独特的确认，才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模式话语的议程。乔舒亚·雷默最早在2004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版中提出了“北京共识”，随后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公布的一份广泛流传的小册子中阐述了“北京共识”。雷默对“北京共识”并不是完全正面的评价，他提到“现有的改革矛盾”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事实上，雷默认为许多吸引其他国家的政策都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推动，他们将这些政策作为战胜矛盾的方法。所以，当雷默谈到“北京共识”的特征是创新和承诺公平发展时，我们应当认为这是领导层对发展策略的期望，而不是对现有事实的概述。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如今“北京共识”仍旧是一种渴望，而不是现实。雷默承认“北京共识”并不是毫无问题的，这极大地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本质的争论，包括中国国内关于“北京共识”的本质以及它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别的讨论。
中国模式与全球经济危机
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或高兴或恐惧地认同中国的模式时，中国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批判地审视这种模式的本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描绘了党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了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外国对中国体制的认知与中国国内对寻求新发展模式的需要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矛盾成为更加明确的关注焦点。
丁学良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模式的“慢性病”，包括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以及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社会稳定而牺牲环境和长远的理性发展。姚洋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标志着“北京共识的终结”，似乎强化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信念，即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更依靠国内消费和降低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的新发展方式。
然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期间和之后，无论中国还是拥护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都对中国模式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中国不仅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相对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尽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更大规模地扩大银行贷款，而且还顺利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一次关于中国是否代表一种比西方更好的发展模式的网络辩论中，《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的关键弱点，相比之下，中国仅仅短暂地放缓了高速增长的步伐，马上又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毫不奇怪，其他国家的政策精英试图找出中国成功的原因和它们可以效仿的方式。具体来说，人们主要关注中国金融自由化的相对缺乏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增长，这两者充当了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最终堡垒。简言之，中国经济的表现重新把国家发展主义合法化了，使亚洲的强势国家模式的支持者重新获得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路径的力量。
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速了经济交往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交往活动逐渐增多，中国的需求在帮助巴西等国从北美和欧洲的需求下降中恢复过来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通过G20以及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与现有全球大国的合作中，还是在像“金砖四国”这样的新阵营中，中国都在建立全球治理新机制的尝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确认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时，一部分困难就在于中国本身发展轨迹的巨大多样性。谈论一种单一的中国模式，就会忽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对小型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浙江省而言，它的政治、经济就与更加商业化的重庆市和山西省有着些许不同，而重庆市和山西省又与河南省的社会规范不尽相同。显然，即使那些工业背景、农业—工业结构和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也都采取了明显不同的发展/增长战略。
然而，尽管这种多样性看似为追踪“模式”增加了难度，但事实上，它为我们指明了什么是唯一并且最为重要的特征。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的实验与非意识形态承诺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关键特征。海尔曼为此作出了也许最好的定义：“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广泛的政策实验和长期政策的优先性结合起来。”
这种国家主导的实验使得中国经验的特征表现为“渐进性”、“自主性”和强政府。“渐进性”与“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比，“休克疗法”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做法，也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机构所选择的改革战略。中国的渐进性发生在“政权稳定”的条件下，这又与其他一些崩溃的政权，甚至曾经的共产主义世界中一些已经消失的国家不尽相同。强政府与稳定性共同形成了中国模式许多特征的政治基础。通过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经验的比较，将中国模式的描述简单地停留在高水平增长和在没有根本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情况下的经济部分自由化之上。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献中，对稳定性的关注非常明显。稳定性的确最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民对混乱的恐惧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心理”。稳定是政府的第一要务，然后才会考虑到要求改革现存体制的发展。这样一种心理通过必要的法律、制度、规章等已经变得制度化，反过来又加强了政治稳定性，然后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以强政府和一个作出正确决策和选择的强势国家为基础。
当然，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未改革的、国家计划的经济体。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中国能够成功战胜饥饿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为作为关键要素的市场建立了空间。黄亚生认为中国模式有两种：国家主义模式是近期出现的产物，而最早的中国模式是建立在自由化和私营经济基础上的，这种模式为中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关注改革的消极后果而不是积极结果，认为私有化、市场转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控制的缺少是问题而不是经济奇迹的主要根源。
中国的模式如何成为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无疑非常独特，但是从具体和特殊的条件来看，它是真正具有独特性吗？强势国家通过战略性地运用财政来控制经济活动，通过与全球经济不对称地融合来实现出口导向的增长，这种思想或许并不陌生，特别是对亚洲其他地区而言。诚然，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着许多不同。例如，当今中国的国家直接控制程度高于韩国。在韩国，财阀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形成了另外一种权力。相反，作为国家发展主义的代理机构，中国地方政府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中央的权力较之以前相对减少。中国的历史明显具有独特性。全球背景同样非常重要，冷战以来，世界环境大为改变，这是构建美国与台湾和韩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当然，中国市场规模使其变得与众不同。
然而，斯科特·肯尼迪反驳了雷默关于创新已经成为中国成功发展的关键支柱的主张，因而比大多数人更有说服力地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来源是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仔细地研究并借鉴了这些经验。”中国国内也普遍认为，中国经验至少与以前的亚洲发展型国家存在某种共同之处。然而，尽管中国国内对本国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存在着争论，但是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中国确实拥有独特的经验。就这一方面而言，“雷默的‘北京共识’在确定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某些方面而言，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讨论并不重要。如果人们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并因此行动的话，这种做法本身就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存在。然而，关于中国模式谱系的争论不只是一种语义学上的练习。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模式的话，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中国模式与“规范”完全不同，也就是中国模式是异乎寻常的。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强势国家发展主义的另外一个实例，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哪里又是与众不同的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
李斯特经常被称作是重商主义者，但在许多方面，事实并非如此。李斯特不想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批判的重商主义。人们往往认为李斯特试图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来复兴重商主义，但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前言中，李斯特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事实上，尽管李斯特著作的许多内容都在致力于探讨亚当·斯密的问题，但在很多方面，李斯特都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毕竟，亚当·斯密是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第一人，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李斯特并不是简单地拒绝亚当·斯密，而是建立并深化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把纯粹经济主义的方法“政治化”。数学理论需要的是简单，亚当·斯密的理论便需要一种世界政治的视角，即个人的行为处在单一的全球经济实体之中。
李斯特认为理论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是国家性的。为了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体竞争，每一个政府都必须判定什么是最有利于国家的，但最有利于国家的未必是最有利于个人的。例如，如果国家可以从修建国家基础设施中获利的话，那么尽管会损失一些个人的利益，但国家仍应推进这项计划。简单地说，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政府应当引导经济活动去追求长远的国家利益。
对李斯特而言，在亚当·斯密的世界政治的世界中，他过于关注交换，而对生产却不够重视。李斯特认为生产不仅包括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自然资本”（土地、海洋、河流、矿产资源等），还包括“物质资本”（机器、工具以及在生产商品过程中运用到的其他因素）和“精神资本”。其中，“精神资本”包括技术、培训、企业以及更传统的国家权力工具，如军队等。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思考未来能够创造财富的东西。政府还需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以保证社会进步所需的环境。政府在精神资本中付出的时间与金钱越多，从长远来看，国家就会越成功。
然而，不只是在发展国家的实力时，经济才是政治的：李斯特认为促进自由贸易本身就是政治的。在他的观念中，“英国是最大的欺凌者，对欧洲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英国拥有最强的工业实力，这使它在与那些难以进行竞争的地区开展自由贸易时能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在那些英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中，英国摒弃了它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转而采取提高关税的办法来保护本国的制造商。结果，德国失去了继续发展能力，无力与英国进行竞争。
因此，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自由贸易是促进发展的手段：在那些缺少自由贸易的时期，德国的制造商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时期，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封锁为德国国内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随着1812—1813年间大陆体系的结束，大批廉价的英国商品涌入欧洲，但是李斯特相信统一的大规模市场会抵御更加有力的竞争者。因此，保护弱小工业以及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工业创新、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国家同样应该保证稳定性与合法性，并在军队等军事力量领域给予投资。这并不是拒绝贸易本身，而是拒绝一种认为任何贸易都可以成为“自由贸易”的思想，因为所有的贸易形式都包含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力量关系。
李斯特不仅是一位理论家，他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是德国统一的支持者。1825年，李斯特因政治观点而被捕入狱和流放。李斯特正是在美国找到了支持他的观点的新证据。他特别受到了“美国体系”的影响。“美国体系”最早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立，之后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对之进行了继承和发扬。这种“体系”要求政府创办国家银行和主权信用，使政府能够指导发展；积极促进农业、工业以及科学的进步从而将这三个领域整合成单一的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实现大陆整合；提高公共土地售价和对外关税以增加政府项目收入，并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保护本国的制造商。此外，“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还分享了李斯特的观点，即认为真正的自由贸易“从未存在过，也不会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美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恰如美国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秉承李斯特思想的俾斯麦计划也推动德国进入了欧洲的核心。这些都成功地影响了大久保利通的思想。尽管在二战及其之后的时期，这一思想发生了些许变化，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间的发展，并在随后20年间，仍然影响着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当然，冷战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主导的发展和保护主义。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要容忍台湾和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政府主导的发展，而且还要对此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同床异梦 左翼与李斯特
这种对更早的发展型国家的讨论的实质不是赞扬它们是自由主义模式的完美替代。对新自由主义替代的寻求也可能带来某些奇怪的盟友，即“敌人的敌人即是我的朋友”。然而，李斯特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致力于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便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捍卫国家的利益。此外，国家的计划是目的，动员人民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误解了李嘉图和劳动的本质，认为工人是被运用和动员起来为资产阶级提供剩余价值的生产单位。
新自由主义替代的寻求者不仅仅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他们的信念遭到了挑战。在这些思想付诸实践的地方，它们通常由威权主义乃至反民主的政府付诸实施。这样一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新自由主义的诸种替代似乎都包含把工人作为国家诞生的手段的使用和滥用。在至少两个个案（德国和日本）中，这些发展型国家破坏了地区安全，最终导致了战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对中国模式的替代的讨论中，这种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的寻求也产生了某种共鸣。
因此，在这里，实质不是大声宣布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是自由主义规划的一切弊端的解决之道。相反，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与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在这种背景下，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代表对正常模式的偏离是非历史的做法，毋宁说，中国模式是许多地区多年来相当成功的工业化模式的一个例证。在这个方面，不是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讨论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或许是更正确的做法。
旁观者眼中的模式
按照以上所说，如果人们认为中国的模式存在，并因此在他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的基础上制定政策，那么中国的模式确实存在。有证据认为，有许多人实际上认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学习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有两个告诫和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告诫涉及到在谁的眼中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在冒着过度简单化的风险下，中国的模式似乎更吸引那些想要效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验的发展型精英。
第二个告诫是认识到，人们在建立对中国模式的积极或负面看法时往往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对那些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应该效仿的好东西的人来说，重心是在各种成功上，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创造就业、强大的国家、可控的全球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其中的每一个成功而言，也可能看到消极的一面：对环境的影响、就业的质量和工人的条件、不平等的加剧、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的不足、腐败、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等。当然，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这种紧张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美国梦”可以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但是，对中国模式的最正面和最负面的评价就其本质而言往往都是相当片面的。
在黄亚生看来，这种片面解读中国经验的主要责任在西方的观察者身上：在寻找新自由主义正统的替代时，他们单个或集体地加强了关于中国的“保守”共识。他们首先只关注中国故事的积极面，然后无视市场和自由化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把威权主义视为这些成功的本质因素。因此，在中国国内外，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中国模式是一种加强现状的手段，因而那些认为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被削弱了。
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
在这两个告诫之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模式事实上是否可以复制的问题。倘若在旁观者的眼中中国模式是可以复制的，那么人们将会简单建构符合本国目标版本的中国模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或者它的各种版本和变种）确实能够被复制到不同的环境中。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有两个关键的原因表明中国模式看起来不是特别可以复制的。第一，中国的国情非常特殊，至少中国的规模和领土是如此，因此，难以看出其他国家如何能够做到中国所做的事情。第二，在许多方面，中国模式的定义性特征是不应当认为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或蓝图。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遭到的主要批评之一在于它试图把一种“一刀切”的方案强加给那些不同结构、体制和需要的国家。
因此，我们最好把中国的经验看作是关于如果一个国家走上自己的道路能够怎么做的例证，而不是一种模式。中国也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伙伴：乐于不带任何条件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当然也不会把民主化议程与经济关系挂钩。这就创造了一个重要的空间，使它所交往的国家能够比在只与西方大国交往时更加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本国战略。积极主动的中国政策有助于宣扬关于中国是一种替代性选择的看法——不仅通过取消债务等“硬”举措，而且通过关于中国把其他发展中地区当作伙伴的思想等“软”举措。
于是，与中国进行交往的吸引力与其说是中国的“模式”，不如说是中国不会推广任何模式。我们不应该思考中国是什么和代表什么，相反，我们应该思考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它不是一种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它不是一种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过程；它不是放弃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义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动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种模式或处方；它不是让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此外，中国不管外部的压力做了它所做的事情，成功应对了两场危机，没有像外国的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
走向“东方论”和“例外论”
要确定某物不是什么，就需要找到某物成为“他者”的对比物。我们首先指出最近的经济危机在改变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的过程中的作用：用“华盛顿共识”思想的创造者本人的话来说，“金融危机的主要影响是使西方的发展观念——我曾经在‘华盛顿共识’这个不幸的术语下尝试总结的发展观念——声誉扫地，并证实了有时被称为‘北京共识’的发展观”。因此，至少在目前，中国不必做太多的工作来提高自身及其模式的吸引力，它只会坐等西方的模式（或各种模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然而，中国政府并不单单是坐等着这一切发生：它正在积极地宣扬关于中国是什么和代表什么的思想。这蕴含着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在它认同的非西方文化、社会和国家的背景下建构关于“西方”的形象和认知。这不需要明确地阐述他者实际上是什么，但是能够通过阐述中国代表什么而暗示出来。例如，如果西方不代表和平与和谐，那么说中国代表和平与和谐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这暗含在宣扬中国所偏好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于是，我们看到对中国的宣传：中国不谋求把它的世界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并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在具有主权的领土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的自由。中国所偏爱的世界秩序是承认多元性与和平解决问题的世界秩序。中国不赞同全球机构中现存的权力分配，寻求增强发展中世界的代表性，但它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会通过谋求世界秩序的“民主化”来动摇现存的世界秩序。这里所影射的他者是干预主义的、霸权的、物质主义的西方。在这种描述中，西方的世界秩序建立在狭隘的欧洲历史上：西方不仅试图自封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而且试图把这强加给其他国家。西方甚至准备使用强制并最终使用武力来这样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解决问题，维护和加强在全球体系中的不公平和不对称的权力。为此，西方把中国描绘成一种威胁，一种破坏全球体系的力量。
在对中国的这种认知的基础上，那种认为中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可避免的威胁的思想，正在那种仅仅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方式中产生出来。从这种视角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根本不是国际性的。因此，必须发展出反映中国经验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有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就需要创立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而不会重蹈德国等西方大国覆辙的“中国学派”。这种被意识到的需要反映在创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这一规划的支撑是如下基本思想：中国是不同的、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的价值观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之上，而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将会塑造中国作为大国的行为。为了建立这种差异，中国正在进行一项计划，利用儒家和道家的折中混合以及孙子和孟子的著作，创建和构建某种版本的中国历史，从而为上述差异奠定基础。
“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按照这种理解，中国模式必须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其本质而言是反常和异常的，不仅根本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且根本不同于在它之前的任何发展型国家。它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迄今为止不曾存在的国家和经济。当然，我们可以质疑那种把中国视为和平、和谐和稳定的力量的历史版本的真实性。然而，关于中国例外和不同的话语绝不只具有语义学上的重要性，不仅进入到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知中，而且具有重要的国内用途和后果。这种话语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必走上其他某种道路。因此，确认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可能对十几亿中国人未来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
结论
国家主导型的发展路径比全球金融危机前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路径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当从历史的棱镜来看时，中国晚近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欧洲、美国和东亚以前强势国家主导的发展。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华盛顿共识”的方案似乎是非历史的。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的经验似乎并不是特别惊人。尽管我们可能会争论具体的细节，但是中国的经验大体上符合国家主导的增长规划，即把国家的发展置于政策的核心，指出促进和保护关键经济部门和行动者的重要，把中央的金融机构和某种形式的软计划当作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这样一种历史视角来看，对中国事例的关注非常重要，但是其本身不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因为它只是片面地看待各种发展过程，至少从19世纪20年代乃至更早开始，这些发展过程就一直是工业化战略的核心。
然而，对中国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提供了最新的和最成功的——从GDP增长的角度来看——持续例证。因此，在世界反思治理方式时，中国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的成功。当前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强化了中国代表强势国家发展主义的形象。中国准备以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这只会加强中国是一种“替代”的思想。中国也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渴望购买各种不同国家的资源，这只会提高中国作为伙伴的重要性和吸引力。
建构中国的形象——即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的尝试部分地来源于脆弱感。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国内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坚持外交应当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时，这种认识一开始使中国尝试缓和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后果的担忧，并强调中国是和平的、和谐的与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对和平和责任的渴望不能简单等同于维护和接受现状。作为一个“不满意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被它的精英们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但要公平改革全球权力机构的力量。此外，中国已经努力确立它作为不干涉主义国家的规范性立场。这种关于中国不同的思想与关于中国模式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反馈环：中国模式既是中国独特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独特性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言语行为：对它的谈论使它存在，使之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事物。但是，中国模式尚未具有主体间的意义：在中国模式意味着什么和是否具有独特性的问题上尚未形成共同的和一致的认知。不论那些谈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并就此著书立说的人是否愿意，他们都需要意识到，他们是使之成为真实之物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不仅包括那些赞扬和推崇中国式替代的人，而且更包括那些批判和担心中国对现存全球秩序形成挑战的人。
（译者单位为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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