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十八大即将于11月8日召开，站在过去五年与未来五年的交汇点上，有必要“究中外之际、通往来之变”，探讨过去五年世界巨变及其根源，前瞻未来五年天下大势，绸缪中国对外大战略，开创民族复兴新境界。

回首十七大以来的五年(2007--2012年)，首先是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发酵，成为次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008年则是真正的“转折年”，9月15日华尔街“百年老店”雷曼兄弟轰然倒闭并引爆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世界自此进入新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独霸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旧秩序逐渐瓦解，中国与新兴国家积极参与的国际新秩序浮出水面，非西方新兴大国渐与西方老牌大国平分秋色乃至分庭抗礼，国际关系史迎来了自近代以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过去五年尤其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多以来，各类矛盾新旧交织、叠加激荡，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与大转折并行，国际战略形势演变充满变数，极不确定与极不稳定，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经久不息”，不仅转化成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政治危机，例如欧债危机国家失业大军持续不断的“反紧缩”抗议示威，而且间接引发了欧美外围地带国家的政治安全危机，例如2011年初以来的中东北非剧烈震荡。

五年来，世界大变，中国逆风飞扬、大步前进。“把脉”世界与中国大变局，以下八大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过去五年世界与中国八大变化

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取得实质进展。首先是世界力量对比“新升老降”。西方金融危机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虽凭借美元霸权，实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低利率与狂印美钞维持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尾大不掉，失业率高位徘徊，国防等预算面临削减，欧洲经济深陷衰退，西方发达国家为偿还巨额债务被迫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尤其是中国经济实现了“华丽转身”与质的飞跃，不仅在2010年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尽管当前新兴经济体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连累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而增长放缓，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其次是“新一超多强”格局显现。中国排名进一步靠前，不仅是第二大单一经济体，而且被外界普遍视为在综合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危机之前的“世界第二”欧盟则由于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以至下滑为“世界第三”，新的“大国(含国家集团)排行榜”是美国、中国、欧盟、俄、日、印度、巴西，中国所处的新位置更加微妙敏感，容易招致前后大国的排挤与联手算计。

二是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与全球治理呈现新局面。全球范围经济与产业结构经历大调整，导致危机的金融业受到严格监管，实体经济与制造业更受重视，绿色环保经济、清洁能源与新能源、信息高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发展大方向。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行重新“洗牌”，新兴大国接连举办“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三是国际安全挑战更加多元善变。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非国家行为体及非政府组织扮演重要角色，网络安全与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重大挑战。传统安全挑战“不甘寂寞”，大国军事竞争水涨船高，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持续升温。

四是亚太与中东成为左右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两大“板块”。首先是全球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移亚太，亚太“如此多骄”，以至引无数大国“竞折腰”。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近年来中国在亚太所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定变化，美国“重返亚太”干扰有加，亚太既有“热点”突变异动，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剑拔弩张，中国的周边外交与亚太政策亟待调整。其次是“大中东”震荡裂变，不少国家既有统治模式失灵，加之外部势力极力干涉，共同引爆了2011年初以来的西亚北非大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其对中东乱局险境的兴趣下降。

五是大国关系呈现复杂新气象。零和博弈减少，“竞合”博弈增多，竞争与合作相互制约。新兴大国成为大国关系新元素，新兴与老牌大国之间围绕国际重大问题展开“集群式”博弈，中美关系愈加牵动全球。

六是“唯一超级大国”脱困艰难。小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战争”导致美国陷入战略困境，并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面对对外扩张战线过长以至霸权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面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积弊，四年前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为“挽大厦之将倾”，被迫对内大刀阔斧施“新政”，对外以“巧”代“蛮”、量力而行。对于奥巴马“再造美利坚”的雄心，四年无疑太短，但美国人能否再给他四年，则要看即将于11月6日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

七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更加敏感复杂。随着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迈上新高度，中国遭遇的外界不理解乃至疑虑防范等“成长的烦恼”明显增多。外界对华心态两面性更加突出，既有喝彩、期待与借重，尤其是在经济上，中国的影响力及“大国责任”与日俱增，也有抵制、阻拦、羁绊乃至“狙击”、“围剿”。

八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更加紧密联动。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内政与外交高度关联、相互影响、彼此界线不再泾渭分明，外交话语权从精英向大众分散，民意舆论日益影响外交。

世界巨变五大根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凸显，全球化进程曲折起伏。美国虽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赖、一损俱损，美国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渠道向世界各国各地区迅速扩散、蔓延与传染，导致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形势深受其害。危机之后全球化进入有进有退的新阶段，“进”体现在“全球危机全球应对”，各国无法独善其身，反危机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大国协调显著加强，G20应运而生，“同舟共济”成为时代最强音;“退”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倒车”，以邻为壑、不择手段对外转嫁危机，逆势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对新兴经济体同舟共“挤”。

二是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美国借“反恐”谋霸权适得其反，西方金融与债务危机导致其发展模式黯然失色，美欧老牌大国难再为所欲为，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国的分量增长最快。

三是科技进步使得社会信息化加速，互联网将世界“一网打尽”，卫星电视使全球同步，二者共同作用，导致国内问题瞬间国际化，内部事件立马外部化，一国动荡更易溢出与感染其所在地区，西亚北非剧变即为铁证。

四是社会动荡普遍发生。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财富大幅缩水，弱势群体群起抗争。一些国家长年积压的社会矛盾骤然喷发社会动荡不已。多个国家“改朝换代”。

五是区域一体化总体加快，世界形成了几大政治与经济“板块”。为应对西方金融及债务危机，地缘相近国家纷纷“抱团取暖”、联合自强，欧盟、北美、南美、非盟、独联体一体化进程深化，经济增长最快的东亚则因海洋领土争端等导致一体化程度相形见绌。

未来五年世界大势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未来五年，世界与中国将处于“四个期”：

一是国际秩序新旧交替的过渡期。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半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影响将持续十年，世界经济完全“康复”得到2018年。

三是大量重要国家在经历2012年大换届之后的政策调整与对外关系磨合期，美国大选与中国的十八大几乎同时进行，同步换届将开启中美战略博弈新阶段。

四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期与风险伴随期。“机遇期”绝非高枕无忧、一帆风顺，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势必遭遇急流、险滩、暗礁与荆棘，中国发展需突破内外瓶颈、突出内外重围。

面对变幻不定与充满艰辛的未来五年，中国须以变应变、主动运筹、驾驭复杂。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返本开新。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三大盛世，分别为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三大盛世的战略文化神似，均为义利兼顾、德力俱足的“务实王道”，对此宜批判地继承，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予以推陈出新。

二是在战略规划与体制机制上“真抓实干”，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进而将两个大局“合二为一”，打造内外兼修、国人自豪、世人尊敬的“伟大国家”。

三是在系统梳理既有外交政策的基础上稳步适时加以调整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