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拓展 

　　当前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处在深度调整时期，不同国家间，不同文化间矛盾冲突不断，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rnance Failure）。创新完善全球治理体制势在必行。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1]创新完善全球治理体制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责无旁贷地需要担负起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担负起的重要国际责任，与世界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在国际体中的角色定位及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秩序下如何谋求中国未来发展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如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健全国际机制，增进包容互鉴，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新拓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化，即密切关注和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合理发展，而健全国际机制，增进包容互鉴，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创新完善全球治理体制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旨在推动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向以独立自主、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是倡导国际体间相互尊重主权及国家核心利益，着眼各民族和谐共生，实现世界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际事务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解决的美好愿景。当前国际秩序及国际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起到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但也存在缺陷和弊端，如冷战时期联合国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曾一度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垄断国际事务。新的国际形势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逐渐提升，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G20强势崛起，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金砖国家’概念也得以机制化，并成为‘当代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2]为此，必须着眼于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及世界人民的福祉，健全国际体制，创新国际秩序，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及政治发展有利的国际规则，作为原有国际秩序的有益补充，这样既可以弥补原来国际秩序的不足，又可以调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使之与发达国家勠力同心，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及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解放贡献力量。 

　　事实证明，垄断是落后于时代的，也根本无法解决当下及未来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并建设和谐美好的新世界。中国一贯主张国际体间睦邻友好，互惠共荣。首先，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国家主权是国家政府与人民的最高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不断发挥效能的基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那种试图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的想法和做法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权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定是不得民心的。其次，经济上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经济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根本前提，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浪潮中，主权国家必须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在互利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庶建立在其他国家凋敝贫穷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繁荣富庶必定无法长久，自然也不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秉持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尤其是要保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权利，“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积极推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3]，包容互鉴、同舟共济，采取积极、稳妥、有效的措施，创新完善全球治理体制，加强危机预防、应对和管控能力，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和带动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能力。再次，文化上相互借鉴，共襄繁荣。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遵循本国国情，走具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主动地促进不同文明间开展对话交流，消除彼此在意识形态及其他领域的偏见与隔阂，最终达到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和谐相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只有这样，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才能异彩纷呈，人类社会才会获得不断进步的持久动力。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归宿，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4]中国始终坚持倡导多边主义，并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笃志前行。世界多极化发展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不仅由于多极化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更是由于多极化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前提，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虽然国际上对英国能否脱离欧盟及未来世界格局走向众说纷纭，甚至著名学者伊万·利达雷夫（Ivan Lidarev）在2016年6月19日公开提出“在亚洲受到美日压力之下，中国越来越朝向欧盟寻求经济机遇，这一转变是‘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着力发展与英国日益密切的政经关系，希望将其打造成自己在欧盟内的首要伙伴和支持者。若英国脱欧，将对北京借英国协助影响欧盟的计划造成沉重打击”[5]的说法，当然，英国脱欧对中国推行大国外交、发展国际贸易、进军欧洲市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都会产生影响，但是，中国依旧希望能够按照英国国家利益及国民意志决定国家未来发展。因为霸权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呈现专制统治特征，这种自上而下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畸形等级结构是无法充分发挥国家间各自优势和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中国主张顺应历史潮流，保持国际社会稳定，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并“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得到正确引导和管理，能够朝着有利于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6]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二、恪守国际规则，坚持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 

　　恪守国际规则，坚持共同发展，“有助于在一个缺乏中央政府的全球化世界中，促进合作并建立某种秩序”[7]，这是创新完善全球治理体制的又一核心要义，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又一新拓展。严格来讲，国际规则是介乎法理与道德（或自然法）之间的行为规范。它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性质有所不同。是由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规则的总体。而不是由一个主权者发布或制订的，更没有任何一个主权者来强制实施。目前的国际法主要依靠参与签署国际法规则的各个主权国家自觉遵守并执行。各个主权国家可以同意或认可某一项国际条约，但是除了某些适用于国际司法主体的条约或协定可以通过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司法体系得到强制实施外，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许多国际法规则没有权威性的机构去强制实施。所以，恪守国际规则原本应该具备主动性和基本的道德感，即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 

　　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未来国际关系进一步法治化。一方面，坚决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毋庸置疑，维护国际法规，遵守国际秩序，依法行使国际权利是确保本国利益和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个别国家以“法治”之名，行祸乱之实。当前，遵守联合国宪章并探索、制定有章可循的，体现权责明晰、义利统一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国际法规是有效地确保世界和平稳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积极的参与诉求，并始终在为此付出努力。另一方面，坚定走公正、包容、有序的法治化国际关系之路。各国都应模范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发扬“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精神，促进国际关系良性、科学发展。法为天下之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当今世界频繁发生的各种对抗甚至流血性的冲突，“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8]各国都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建设开放、透明、平等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出席“《联合国宪章》与战后国际秩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也“充分肯定了《联合国宪章》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历史贡献，指出国际社会应顺应时代要求，继承和发展以《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律体系，坚持主权平等之基础，推动共同安全之保障，遵循民主法治之正途，确立合作共赢之核心，强化法律实施之机制，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9]2014年10月，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的文章，立场坚定地提出：“只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念，携手努力，一定能排除各种干扰和挑战，稳步推进国际法治，让国际公平正义的光芒照亮人类发展之路。”[10]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精髓之一就是依法治国思想，而依法治国思想一方面是国内的治理，同时也有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内容，他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11]形成国际法治信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更新国际关系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完善创新。 

　　三、追求国际正义，着眼互惠共赢，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 

　　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国际秩序未必是合理化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合理化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国际正义，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奉行的理念和原则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执着于侵略、征服、奴役，则势必引发国际体间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引发局部性的或是全球性的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交战双方（一方甚至多方）国家的人民生灵涂炭，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取得一定成效后，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建立和平、稳定、繁荣、安全的世界。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12]中国顺应时代潮流，精准发力，着力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进国际关系合理化。 

　　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必须倡导确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共识。这样才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普遍拥护与遵从，合理化的治理体制也就可以逐步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事实证明，主权民族国家时代诞生和逐步形成的以人权和民主支撑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而“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13]所以，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首先要服从于道德要求，而道德的基础是公平正义。洛克曾指出：“如果统治失去了公正性，那么民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撤销对主权的拥护。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正义是任何正当统治秩序的固有部分。”[14]当前，国际权力体系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分散化”两大特点。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认为，当前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化乃是继美国在20世纪崛起之后，世界现代史上第三次权力大转移。[15]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正重塑全球经济、社会结构，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均经历全面转型，而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化，又使得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竞争、博弈和较量愈加激烈。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决策模式已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新国际形势，“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而世界秩序转型也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16]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追求国际正义，着眼互惠共赢，需要建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在多元主义基础上推进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能反映当今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和文明多样性特点的合理的国际关系。世界呼唤一种多元、多层次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全球治理的新的世界政治文明，而这种文明必须也必然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根本的指导原则和终极归宿。 

　　（作者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习近平：《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2]杨洁勉：《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2页。 

　　[3]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7月10日。 

　　[4]饶银华：《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5]http：//news.ifeng.com/a/20160621/49203907_0.shtml。 

　　[6]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7日。 

　　[7]韩庆祥：《继往开来，掌舵扬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大逻辑》，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6-01/08/content_18413872.htm。 

　　[8]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 06-28/6330009.shtml。 

　　[9]《刘振民出席〈联合国宪章〉与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研讨会》，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p/2015/04-14/7207259.shtml。 

　　[10]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4日。 

　　[11]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28/6330009.shtml。 

　　[12]《习近平对国际局势做出五点最新判断》，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1014/ 20561675.html。 

　　[13]［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4]Robert Skidelsky, After the Crash: 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 p.10. 

　　[15]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sweek, May 12, 2008. 

　　[16]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