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国家经济战略方针，依靠提高低端人力资本水平的办法，大力进行群众规模经济建设，初步建成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起点。现在由于这种粗放发展模式的空间已很狭小，因此，在新时期新常态下，国家必须将眼光放到更长远的未来中，将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为新起点，培养高质量的高端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创新源泉，使得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实现自己治国理念的舞台，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政府的强大力量动员和组织社会，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迁。 

　　一、“一化三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 

　　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旧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于新社会的期望。这个简短的回顾可以使我们清晰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性质做了一个定论性的总结。此后的阐释基本都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规定为国家目标。 

　　改造社会不仅需要理论，必须要落实于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有这二者的结合，方能解决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 

　　很显然，这个目标是以西方国家工业化作为参考而设定的。而具体经济政策的实施，只能把唯一在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逐步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后，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方式的集中计划体制实现了工业化。这对于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来说，树立了一种制度、体制榜样，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向苏联学习，便成为我国当时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是向苏联学习的第一倡导者。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新中国建立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要闲起来了，而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苏联共产党不但会革命，而且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3]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他又在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号召，要求党员、干部、各阶层人民“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4]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53年9月8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5] 

　　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重申：“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6] 

　　新中国领导人正是根据苏联经验，确定了我国“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国家经济战略方针。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新中国同时进行的另一条主线，即，在确定立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展开的对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工作的具体措施。 

　　1952年下半年，随着土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抗美援朝战事趋于稳定，国家建设的具体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强调总路线必须“逐步”实现。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经毛泽东两次修改过的、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准确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7] 

　　这条总路线1954年2月被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是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相呼应的，其实质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按照总路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从1953 年起，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是：把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到1956 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中国农村完成了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对手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通过公私合营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同时将所有制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 年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 

　　在1949年到1952年的3年经济恢复期，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7.5%，达到810亿元，比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了1936年水平，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1953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幅度超额完成，全国工农业产值逐年稳步且又是高速递增，1957年已达到1387.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并使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得到了初步改进。这5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而农业总产值是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同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发展速度也不算低。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的新举措，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初步繁荣。 

　　“一化三改”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社会运行方式，将生产和经营领域相关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二是，由国家安排几乎所有生产、交换、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生活里亘古未有的巨变。 

　　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渐次发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即重新提出利用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释放了市场经济的力量，政府由前台退居幕后，尝试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金融货币政策，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来引导国民经济结构做出相应调整。 

　　此后不久，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上，党中央就适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均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很显然，这个战略的方向和重点放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与此前国家利用高积累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战略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 

　　由于中国是政策主导经济导向，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十二大报告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8]“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9]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肯定了市场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0]这是重启市场经济的开端。 

　　第二，十三大报告则试图明确界定“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报告指出，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报告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11] 

　　第三，十四大关于市场经济的提法进了一大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12] 

　　此后，直到十八大，历次党代会均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因此，“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3]。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全新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全世界所瞩目。 

　　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平均以9.75%高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2年的24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长到7917元。居民财产普遍增加，2011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34.4万亿元。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00亿元。1986年，经过短短八年的努力，就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并每年以万亿元递增，2007年上升到了24.66万亿元；2012年增加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1981年到1987年，还在300美元以下，1988年到1994年，突破了300美元，1998年突破了800美元，2001年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2010美元，2007年上升到2200美元以上，2012年达到 6100美元。[14]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不再全面直接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运行，但是，仍然保留着强政府的角色，以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手段继续对经济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市场被有选择地开放给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一定发展与繁荣。 

　　三、几点思考 

　　第一，“一化三改”后，中国的格局是，国家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城乡广泛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被全面纳入到国家基层组织管理之中。国家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建立了从上至下的紧密联系。这使得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力介入国民经济成为可能。国家的政策取向就直接决定了经济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了“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中，尤其又偏重于军事工业的发展。 

　　当时，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新中国很难得到社会建设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国内，台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威胁存在。维护新中国政权当然是第一位的，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可厚非。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交恶，使得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新的危机感，从而强化了国家“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加大了国家对军工投入，其特点是，投入不计成本，军工技术和产品对民用几乎完全封闭，军用产品直供军队。 

　　在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新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的方式或者途径问题。随着对旧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国家基本放弃了利用高端人力资本建设社会的路径（少数高端人才仅仅保留在军事工业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家建设主要是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展，国家对广大基层群众这一低端人力资本建设做出很大努力，取得显著成效。 

　　新中国政府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大幅度减少。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医疗、遍布乡村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能够基本胜任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工作的“赤脚医生”，使得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250‰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50‰，和六七十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相比，中国都遥遥领先。[15] 

　　新中国妇女地位得到极大提高。1949年，全民所有制单位里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1977年剧增至2036万人。[16]农村参加全职劳动的妇女更是数以亿计。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达80%，新中国成立后扫盲运动兴起几次高潮，使得人群中尤其是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1年，全国共扫除文盲约1.4亿人，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减少到15%左右。1949年以前，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在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基本稳定在90%，在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其中小学生中45%为女生。在中学一级，毛入学率是46% （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新中国因此培养了大量优质的初等教育人才。[17]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伴随一连串的群众政治运动的是大规模的群众经济建设活动。比如，平田整改、大兴水利工程、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试验田、大炼钢铁等等，都是依靠使用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出现的现象。 

　　这种建设模式虽然取得一定的总体规模成绩，但随后，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民和社会基层人员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现象。没有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原先的设想：有了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18]“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9] 

　　所以，这一阶段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规模很大，从大城市一直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度，分布很广。在完成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的同时，国家的水利设施、交通等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另外，整个社会也同时完成了现代化的整合工作，其社会成就不亚于经济成就。[20]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却显得滞后，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低于亚洲同期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1980年大学入学率还不到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1] 

　　第二，随着党的政策变化，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主要是逐步开放市场，允许私有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有机成分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以适应新时期国家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新时期我国发展战略的构想始于1979年邓小平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所讲的一段话：“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22]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9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23] 

　　当时的中国同样面临着选择什么模式发展经济的问题。当然，经济发展模式肯定要受到客观初始条件的制约。 

　　新中国在除军工以外其他的国家建设中，由于对高等教育重视不够，造成科研领域里基础研究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因此，改革开放政策出台时，国家所拥有的主要人力资本就是经过近30年的基础教育，具备初等教育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庞大群体。政府对于这一条件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合理利用了这一优越条件。学者称之为“人口红利”。据专家测算，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为26.8 %。[24] 

　　另外，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基本建成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但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还比较弱，转型也需要时间。基于原材料的初加工、来料加工生产日用轻工产品导向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即“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就成为首选办法。这也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崛起所走过的道路。 

　　这是新时期国家经济目标与主要初始条件。我们看看政府是怎样实现这一发展经济目标的，或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道路）。 

　　改革开放后，在逐步对私有经济开放市场的同时，政府依然保留了强政府的地位未变，变的是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控制方法，由以前的直接行政指令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金融货币等手段引导。 

　　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1981年，为鼓励出口，对贸易外汇由人民币1.7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2.8∶1，1984年，全部官方汇率贬值到2.8∶1，1985年达到3.2∶1，1986年为3.72∶1，以后逐步下降到1990年的5.22∶1。1994年，人民币深度贬值到8.72∶1，此后直到2005年一直维持在8.27∶1的水平。与此相对应，中国出口情况变化是：中国的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2％上升到1986年的10.4％，1993年上升到16.1%。[25] 

　　同时，中国还不断降低进口关税。2001年11月中国正式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历时15年的谈判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了进口配额，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为降低；而且，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由15.3％降低至11.3％，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在维持低汇率的政策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更为典型和突出。2002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超常规快速扩张，“十五”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2004年以后，中国贸易顺差更是急剧扩大，从319.8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26] 

　　值得提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以后，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其他贸易。加工贸易自1996年首次超过一般贸易额以来，一直是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不仅如此，加工贸易还构成了贸易顺差的主体；加工贸易顺差持续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5年及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额占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39.82％和106.43％，2007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95.06％。[27] 

　　政府利用金融货币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平均以近10%的高速增长持续了近30年。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拥有数量大、素质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巨大成就面前，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中国生产的产品只能拿到整个产业链的很少利润，甚至只能获取微利。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与此同时，投入过大（投资率超过40％、甚至接近50％）、环境污染、社会老龄化等问题逐渐显现。人口红利消失后，紧接着就是经济逐渐下滑。 

　　很显然，依靠低层次人力资本发展经济的方式再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况且，由于国企和民营企业同时在市场经济中竞争，退到后台的政府由于保留了强势，在幕后对经济要素拥有掌控权，在许多经济边界没有界定清晰的情况下，会造成许多不公平竞争，也导致寻租活动很严重。 

　　正如胡锦涛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所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十八大后，党中央不再追求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将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新常态下提出的全新观点。[28] 

　　和30年前一样，党和国家又一次需要做出新的国家战略和实现手段了。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那么，我们现在所具备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2011年的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政府手中掌握3.8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条件足以让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侧目。这是资金方面的优势。资金的投入方向显然很重要。 

　　各个产业虽有长足进步，但除了少数企业掌握世界一流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外，大多数行业仍然停留于“卖硬苦力”“挣血汗钱”的水平。产业技术方面不占什么优势。这种状况和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2014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教育统计，2014年全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分别是2468.1万、179.4万，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很多大学的质量下降了。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有相似之处，即追求数量胜过质量。至今，高等教育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研究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吴敬琏认为，技术革新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信息化发展都能带来经济效率的迅速提高。[29]实施这些具体措施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高度应该取决于高端人力资本的水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短板，现在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党和国家现在既然不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作为目标，就应该将目光投射到真正能提高国家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方面上来。从历史的长河里洞察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首先，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刻不容缓。这是给未来中国经济建设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必由之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已有很多后来居上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资鉴。其次，新一届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重视，也应该促使学界和实业家深入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要求。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急于求成，才能做到以慢博快，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引用林毅夫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无论是好是坏，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易斯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需要来自睿智的政府的积极刺激就能够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现实中存在大量政府损害经济生活的实例……’在这里我要向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呼吁，想成为睿智的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行正确的发展战略！”[30]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1、6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227~283页。 

　　[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 

　　[1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2013年2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3/c_114772758.htm。　

　　[15]李玲、李明强：《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6]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l期。 

　　[17]李玲、李明强：《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19]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354页。 

　　[20]叶明勇：《新中国三大农业政策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1]李玲、李明强：《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25]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152页。 

　　[26]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55页。 

　　[27]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 

　　[28]新华网，2014年10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4-10/30/c_127159908.ht。 

　　[29]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03页。 

　　[30]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