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完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追求赶超发展，较为偏重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1986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9年11月，邓小平指出：“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1]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形成了“三位一体”。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大把社会建设列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中共十七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也就由“四位一体”拓展“五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适应经济发展到新水平要求的理论创新，旨在促进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更加清晰地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经济建设一直是新中国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后，中国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放开前，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还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类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冲击，但经济建设在实践上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国家一直围绕工业化配置资源。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发展理念的一种朴实、生动而又深刻的表述，一经提出即增强了发展的自觉，把全国人民统一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上，更好地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也就避免了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经济建设现象的发生。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明确，不仅突破了追求赶超发展时期较为偏重经济建设的思维模式，还把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融合起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和质量的提高。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更好地发挥人民在发展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政治道路一直受到西方的攻击，并以所谓普世价值论和“宪政”为标准，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让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共十八大报告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七项任务，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建设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提升“软实力”。在中共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基础上，十七大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这些思想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正能量、凝聚力和“软实力”。 

　　社会建设旨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在追求赶超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下，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建设让路。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大仁政”与“小仁政”之辩，明晰了这种政策取向。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启动的三线建设采取“先生产，后生活”模式，就是这种政策取向的具体化。这种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突出地位，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促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互动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圆美丽中国梦和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在追求赶超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的改善让路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至于问题的日益积累而影响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习近平指出：“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碧水蓝天’工程，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3]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阐明了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理念、原则、目标、实施保障等重要内容，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中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4]中共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共识，适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越来越迫切的期待，也促成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新觉醒。 

　　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了治国理政的思路和理念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5]。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明确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蓝图，展示了发展的新愿景。 

　　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协调推进，适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遇到更加复杂难题的要求，将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设想，体现了为民的思想，使现代化发展目标有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内涵，清晰而又亲切，被明确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即将以前提的“建设”改成“建成”。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总目标，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协调推进，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了不可分割和不可偏颇的有机的整体系统。其要义是：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只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而不是以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目标。全面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总目标，而不能按照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推行资本主义及其“宪政”。全面从严治党，要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总目标，以增强全党的使命感，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政府也要担当起促进共同富裕的职责，而不是让发展成果被少数人所蚕食和放任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些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引领着改革发展的方向。 

　　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协调推进，适应了在渐进改革中所留下的深水区的攻坚阶段和改革发展后遇到新问题的要求，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此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新阶段的改革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从改革目标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要在一定时期内，构建起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能够保障大系统成熟稳定运行和子系统可自我修复，进而保障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体系。这不同于1978年至1991年的改革，即旨在针对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进行以搞活为目的改革，当时改革目标框架尚不十分清晰明确，属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邓小平、陈云都形象地把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这也不同于1992年至2012年的改革。这20年间，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明确了，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对前两个时期改革的否定，而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问题，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是一种接续的深化改革。第二，从改革领域看，与以往以经济改革为主不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每次三中全会都以推进改革为主题，但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三，从改革的利益关系调整看，已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改革初期的改革，用破冰来形容改革的难度一点也不过分，当时主要是破除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的是增量改革，这种“帕累托改进”让几乎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中共十八大前，改革由“破”到“立”，目的也是在于搞活，只是有了更明确的改革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是国有企业，采取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困难共担的“减员增效”并进的路径，即如果不改革大家一起受困，只有改革大家才有发展的希望，由此下岗分流职工分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同时国家也实施了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使下岗职工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有的下岗职工在短缺经济下还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然而，现今不仅有渐进式改革留下的深水区，还有改革发展后出现的新问题，使得改革不同于以往低收入阶段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为中心任务，而是通过改革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有质量的发展。其中，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而相对富裕后，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财富分配，一方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避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如美国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而导致供给与需求失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6]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动力。 

　　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协调推进，适应了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的新要求，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托，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在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不断探索，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律法规的实施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将“法制”改为“法治”，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创新：第一，适应了改革发展新阶段对法治的要求。改革初期，为搞活经济，探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鼓励先行先试，一些“良性违法”甚至“良性违宪”的改革措施得到认可和实施。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强化，加之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深水区后，要打破利益固化格局等棘手问题，如果不依靠法治的权威，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改革将难以推进。第二，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目标的需要。现在，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在立法工作中还存在部门化倾向和争权诿责现象，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还存在。解决这些与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相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国家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加以解决。第三，适应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依法治国，以良法促善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是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以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必然选择。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协调推进，适应了解决好改革发展新问题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要求，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邓小平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4年10月，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三个“全面”协调推进，不仅增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还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和使命。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党的领导。长时期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成功。现在和未来，依然要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因为与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跨越发展一样，她始终能够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始终能够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并统筹兼顾好各方面利益，而不受像资本主义多党轮换执政和私人财团的影响，始终能够制定和接续实施重大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进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更加复杂和艰苦，这些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担当完成。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加纯洁，更好地担当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中国成功地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为解决市场失灵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出发积极推进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改革，这些都很好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这些成功改革中，由于工作和制度上的不完善，也使一些人从中寻租、贪污等，导致国家财产损失，导致一些负面影响，使和谐社会秩序受到冲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思想教育上，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树新风和解决少数党员精神缺钙等问题。在制度建设上，针对权力运行中的问题，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调讲政治规矩，强调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新制定和实施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探索建立了巡视工作制度，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7]在打击腐败上，“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创新发挥党的作用的机制上，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自2015年6月11日起施行，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在用人制度上，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这些富有定力的新举措，使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展开，将为实现中国梦锻造起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不同于改革发展探索突破阶段的两大全面谋划，是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两个重大命题，而不是从属或替代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回答了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布局的问题，不再是追求赶超发展时期较偏重经济建设，还注重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是有机的“五位一体”，对各项建设加以协调推进，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涵，顺应了广大人民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具全面性、丰富性和协调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治国理政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进行的总体谋划、顶层设计，从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各战略举措之间的有机协调统一上，谋小康之基、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构画出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愿景。两大布局的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创造性地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布局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具生机和活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2]参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 

　　[3]《习近平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3年3月9日。 

　　[4]《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方案为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作出顶层设计》，《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 

　　[5]《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6]《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 

　　[7]《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人民日报》201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