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个贯穿中国经济活动整个过程的政策取向,其探索形成和不断艰辛实践,是中国取得经济跨越发展奇迹的内在原因,是不同于资本控制经济运行、发展成果按资本分配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认识,把计划和市场等明确为服务于这一政策取向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本末倒置——将其作为要实现的目的。中国之所以能够保障主要政策工具服务于这一政策取向,而没有在实践中发生重大偏离,最关键的是因为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严治党又构建起有利于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政治生态,从而避免腐败可能引发的蚁穴溃堤。
一、经济跨越发展奇迹是在从严治党下实现的
从严治党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构建起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及其实施体系,也就能够很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践行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
不从严治党,放任腐败分子侵蚀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成果而扰乱经济秩序,甚至演变成侵蚀国家和人民发展成果的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策的选择,偏离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向,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反而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创新下,在实践中通过放活政策的实施,逐步突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其中一项重大实践突破就是实行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在这一渐进式改革中,由于中国当时仍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供不应求,也就发生市场价格明显高于计划价格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手中之权,批给一些组织或个人价格较低的计划内指标(当时习惯称批条子),从中寻租。很多组织或个人通过种种不正当方式获取计划内指标批条,坐享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差价之“利”。其中,“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发生,成为引发1989年政治风波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及时解决这些腐败问题,放任势态蔓延,不仅会使扰乱了的经济秩序更为恶化,还可能形成官僚利益集团,人民的利益也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也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拥戴。由此,中国也就会滑向俄罗斯那样的资本主义化之路。
正是中国共产党果敢向腐败宣战,对党政干部寻租腐败说不,净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生态,成为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成功的保障,成为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保障,成为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成功的保障,进而才有了那场政治风波平息后至今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性互促局面。
现阶段,要进一步增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还需要厘清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所致这样一个问题。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和反腐败高压态势形成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政府、公有制企业把反腐败停留在文件中、口头上,落实得少,因为担心大力度反腐败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国有企业的纪检负责人在那些日子里,为反腐败烦恼,不反腐败的话,腐败问题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反腐败的话,所在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讲所谓的“人情世故”,不理会有的参与国家资源分配实施和市场交易的人想从中获取私利的所谓潜规则,会失去不少政府支持项目和商业订单等机会,纪检负责人就可能遭受阻碍企业发展的指责,从而导致有的纪检部门形同虚设。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出击反腐败,一些人在这种强大威慑下不敢腐,同时也因为寻租机会缺失,在工作中推进发展的动力减弱,由此社会上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高压反腐败所致的观点,实质是间接地指责全面从严治党有些过度。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实际上,中国经济下行不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而是由于国内外经济运行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就国际因素而言,是因为世界经济增速持续徘徊于低位所致。全球经济增速从2008年开始在低位徘徊,至今未见根本好转,即便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近两年增速也有所放缓。美国、日本等为应对经济下行,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其他国家货币也竞相贬值,尽管如此,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仍然持续低迷。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由2008年7月11日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价[1],最低下降至30美元左右。这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和不能走出低迷的态势,对中国经济增速产生了极为明显的下拉作用。就国内因素而言,是因为对经济的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实施投资、出口拉动等发展政策,在1979—2012年间GDP实现高达9.8%的增速,在解决了长期供给短缺问题之后,也演变生成一些传统支柱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未雨绸缪,在严重困难到来之前,缺乏推进转型升级的动力,一些传统支柱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发展不能满足需求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还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面对如此态势,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上升到更高台阶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理论,中央要求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及其实现路径。近年来,中央在采取多种措施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起,明确用5年时间再压减1亿—1.5亿吨粗钢产能[2],用3—5年时间煤炭行业产能再退出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3]。
有人为实现否定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的,一方面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跨越发展奇迹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的客观事实,将奇迹的取得视为“悖论”;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时机,错乱人们的视听。如果把现今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归于全面从严治党,与事实不符,实质上是一种陷阱,会动摇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中断全面从严治党进程,让党自甘堕落走进泥潭。对此应当高度警醒,清醒地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放缓至中高速的原因,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而对全面从严治党有丝毫动摇,更不能因此而使全面从严治党半途而废。
二、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厚植发展优势的机制
中国跨越发展奇迹的取得,是由于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其中发挥好政府作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厚植起国家发展优势,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去政府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直接配置资源,还是现今市场经济时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市场失灵,还在于通过促进资源向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新兴产业、重大科技攻关等领域集中优化配置,解决单一经营主体难以完成,或由于外部性和成本高等原因而使单一经营主体承担后不经济的难题,由此才厚植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优势。离开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中国是难以在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的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改革开放以来也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发展而在世界经济体中攀升至第2位。
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放任腐败,不利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厚植发展优势的实现。一是,在实施社会主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时,腐败分子把国家的种种资源收入私囊,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段时间曝光频率较高的桥梁断裂、公路毁坏、堤坝溃烂、房屋坍塌事件,就是因为相关人员受贿寻租,导致项目设计不科学、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等问题,使人民艰辛创业兴业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遭受浪费和损失,甚至有的重大事故还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由于各方不正当的“各得其所”,由此,作为项目发包方的政府工作人员或其代表对项目实施不敢严格监管,验收者对项目完成质量不严格把关,施工单位则可大胆偷工减料,因而就有了间隔时间不长的坏了修、修了坏循环的现象。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有制企业职员用公款旅游、打高尔夫球、在高档会所消费、超标使用办公用房和用车,也是对国家财富的侵蚀,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二是,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中,较为明显的是有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被低价评估出售问题,在产品交易中也可能发生偏离市场价格的利益输送问题。例如,2002年,广州市白云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由国家出资企业向民营股份制企业转变的过程中,时任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及白云城建公司深化企业改革筹备小组领导小组组长陈柏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不向资产评估公司提供全部资料,致使价值4459万元的133套公司房产仅核定为260万元,造成4199万元国有资产的流失。[4]种种腐败现象的发生,也一直是新自由主义主张去政府作用的理由。长此下去,发挥好政府作用来优化资源配置和厚植国家发展优势的信心也将动摇。如此,不仅不能接续厚植来之不易的发展优势,还可能使之在不经意间丧失。
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好政府作用,根本缘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贯彻落实到实践的方方面面,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设模式的实践能够获得优化资源配置和厚植发展优势的成效。同时,从严治党又使政府更好地担当起优化资源配置和厚植发展优势的重大使命,才保障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时期的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项目能够成功实施,才有了以“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重大前沿科技攻关的成功,才有了大庆油田、宝钢等大型骨干国有企业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功,才有了高铁、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
当代中国的实践反复表明,能否发挥好政府作用来厚植起国家发展优势,关键在党的领导,也关键在能否从严治党。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市场经济中,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发展优势的厚植,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防范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还应对不作为、乱作为者坚决说不,强化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查处,促进敢于作为且善于作为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
三、从严治党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形成激活经济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
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以公平为前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也取决于能否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逐步体现到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中。在保护产权上,制定实施了《民法通则》《物权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在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秩序上,制定实施了《合同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土地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在促进创新上,制定实施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产权保护、创新激励、市场建设、公平竞争等方面对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构建保障市场开放统一、公平竞争运行的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还针对有可能扰乱开放统一、公平竞争秩序的关键环节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中共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有腐必反的高压态势。尽管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但仍不可忽视种种腐败对发挥市场作用的负面影响。
种种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不利于发挥好政府作用外,还有碍发挥好市场作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一是腐败扰乱市场秩序,使市场不能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运行。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承办多种行政审批和监管、土地资源利用规划、财政资源分配、税收减免、重大建设项目实施等业务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例如,在证券市场上,由于处于发展过程中制度尚需不断完善,加之相关职能部门的少数人在对企业上市准入审批时寻租而不严格把关,对企业信息披露监管不到位,导致有的企业所披露信息不真实,由此导致股民遭受损失。再如,2016年3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说:我们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胆大妄为,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到北京给他付款,买下这套房子。在海南游玩时,看中了一套当地的房产,让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还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索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他就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看没有希望了,无奈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副市长就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老板给了上亿元钱才把煤矿转出去。腐败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到行贿的企业,使优质企业的发展遭受冲击,劣币驱逐良币,也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5]二是,腐败增加交易成本,也导致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增加,不利于国家在国际上竞争力的提高。例如,2005年山西一省级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在正常付息之外,还要向他控制的公司支付2%的顾问费。[6]三是,腐败扰乱合理经济布局。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66亿元[7]。发生如此重大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腐败,致使该公司可以公然违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滨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非法建设危险货物堆场。可见,腐败是严重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毒瘤,放任其漫延,激活经济、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预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从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由此激活经济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出发,应当把维护开放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处理好党、政、企、市场的关系,完善法律法规,在政策支持、行政审批和监管、市场交易等可能扰乱开放统一、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关键环节加强监督,加大反腐力度,根除法不如文件、文件不如讲话、讲话不如批示、批示不如领导现场办公的现象,避免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政策、法律制定和实施的钳制。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厚植发展优势和释放发展新动力的根本保障。鉴此,对全面从严治党应当更加有信心,在实践上更加有定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参见《国际油价盘中首次突破每桶147美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 12/content_ 8532842.htm。
[2]参见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2月5日,第1版。
[3]参见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2月6日,第2版。
[4]参见《广州一国企原董事长贪6000多万 被控隐瞒133套房产》,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0517/ 22663153.html。
[5]参见《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一副市长受贿金额超过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中青在线,http://news.cyol. com/content/2016-03/06/content_12255903.htm。
[6]参见《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一副市长受贿金额超过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中青在线,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6-03/06/content_12255903.htm。
[7]参见《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光明日报》2016年2月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