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讲的都是学习历史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精神，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应该对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知。 

　　一、此路不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的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殖民主义扩张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二、历史的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资本主义。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在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其独裁统治不仅遭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和农民的反对，也遭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在抗战胜利后爆发的内战中，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打败，被赶出大陆。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 

　　三、突破“贫困陷阱”：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使得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起保障国家安全的现代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资金非常匮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内部积累为特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的苏联创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新中国就具有了非常强的吸引力。另外，从政治上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营经济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信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 

　　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五亿农民，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 

　　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说，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太深刻了。 

　　而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1]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之一，决定了中国人均资源的相对稀少。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4167亿人口，其中4.8402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2.65亩，人均粮食仅209公斤，尚不能解决温饱。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计划经济。 

　　四、柳暗花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年代至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 

　　在20世纪后半期，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对内没有解决好三个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党脱离了人民；在对外方面，也没有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苏分裂）；二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冷战）；三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侵略阿富汗）。因此苏联内外交困，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失败了。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问题。 

　　1953年中国之所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50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2]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3]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年代至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敌视和封锁，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作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1]《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2]转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6月10日）。 

　　[3]《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