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情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温饱，创造了令世界惊奇的伟大成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说：“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1] 

　　但是，正如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的那样：“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本文试图对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的10年（2002~2012年）的中国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做一个概略性的梳理，以便于总结历史经验。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出科学发展观 

　　如何在新的世纪里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重要问题。而2003年春天出现的“非典”疫情及其防治工作，则直接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在这次全会上，胡锦涛指出，全党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2004年3月，中央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胡锦涛讲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经过四年的探索和实践，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出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此外，中共十七大还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任务，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遵循六大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四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五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六是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 

　　从历史发展来看，政府职能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的指导思想也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断发生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为保证国家安全、突破“贫困陷阱”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实行了集中资源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为此政府成为“全能型”政府，政府的财政也变成“建设型财政”。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人民需求的多样化，政府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全能型”向“有所不为”的“效能型”转变，将部分职能转让给市场和社会。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加速和市场经济框架的基本形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出，也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由过去的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政府财政也由“建设型”向“公共型”转变。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2003年3月份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方案特别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经过改革调整为28个，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商务部。 

　　根据方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属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并决定该法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党和政府推进法治型政府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带来了政府行政工作的深刻变革，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所确立的一系列新的行政理念和原则，对于防止政府对社会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培育社会自律机制，促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有积极的作用。《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建设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政府不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本质应当是提供良好的服务。行政许可法中对许可事项设定和实施的权限、条件、程序和范围做了严格界定，避免了政府事事管理、步步审批，以求真正发挥行政许可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优越性。 

　　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关键，政府职能的最终转变依赖于国家公务员队伍的行为方式转变。在这种情势下，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并决定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公务员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已经形成。这一举措符合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 

　　三、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力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矛盾与冲突，“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中共十六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入后期，中国也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农业税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变小，2004年已降至不到1%。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2月，中共中央公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在时隔18年后重新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宣布，中国将从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仅2004年一年的农业税率降低就可使9亿农业人口减轻负担70亿元。在1.6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许下四条承诺：一是农业税在五年内取消；二是农村加强基础教育，基本扫除文盲；三是建设农村卫生体制；四是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些都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措施。2004年为实施“两减免、三补贴”，中央财政安排了219亿元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财政减收缺口。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总金额达116亿元。全国用于农业的国债项目资金376亿元，占国债项目资金总数的34.2%。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比上年增加近300亿元，全国财政支农资金达到2000亿元以上。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2006年初颁发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内涵，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大力推进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基础上的新农村建设，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左传》）记载，中国的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从此可知，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是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征收农业税，农民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到2005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前，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举措，得民心、顺民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农民的关爱、对农村繁荣的关心、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下，“十一五”期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增产，总产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菜篮子”产品增长迅速，供应充足，品种丰富，肉蛋奶、水产品，蔬菜、茶叶、水果等，总体上产量都在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五年间平均增速超过“七五”以来各个时期，增收金额之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得到改善，201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2%，比2005年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2%，比“十五”末期提高近5个百分点。 

　　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五”计划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新概念。将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对文化发展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包统管文化事业的模式，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改革步伐大大加快。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确定北京、上海、广东等9个地方为改革试点地区。同年10月，明确把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延续十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由直接办文化向管文化改变，管的内容主要是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 

　　2006年，文化部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投入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经费大幅度增长，2006年全国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经费支出为685亿元，“十一五”期间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 

　　200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写入中央文件。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目标。2012年2月28日，文化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倍增计划》是文化部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措施。《倍增计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系统文化产业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行业和保障措施。这一规划的制定出台对“十二五”期间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了4万亿元。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为3.48%，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6.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落实文化惠民措施。2005年，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便利、基本、均等、普惠的原则，国家投资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5项文化惠民工程，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文化权益。并且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全国文化事业费共计1220亿元，年均增长19.3%，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7年的15.06元增加到2011年的29.14元，增幅为93.49%。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1999年，中国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主要为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改变中国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处于低端地位的现状。2006年，国家发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式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业科技、国家科技和学院科技结合，协同创新的体系；并从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保驾护航。 

　　中国研发投入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研发投入资金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增长，从2006年的30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2%提升到1.83%，上升为世界的第三位。到2012年，研发（R&D）经费支出达到10240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上升为1.97%。 

　　随着科技人才和研发经费的增加（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5700万人，居世界首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突出：在纳米技术标准化方面，中国已与世界同步，积极参与并部分主导了国际纳米技术标准工作。在空间遥感、信息安全、海洋装备和碳纤维材料等科研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000年10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2012年，“北斗二号”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卫星导航服务。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实现中国人的登月梦想；2010年10月，“嫦娥二号”到达距地球150万公里以外的深空进行探测。2010年11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以每秒2570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跃居世界第一。2011年11月8日，“萤火1号”与俄罗斯的采样返回探测器一起发射升空，开始对火星的探测研究。“萤火1号”是中国火星探测计划中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2012年6月27日，中国“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最大下潜深度达7062米，再创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中国实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身影出现在浩瀚太空。2008年9月27日下午，“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徐徐开启，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出舱“太空漫步”，并挥舞五星红旗向人们致意，告诉世界，中国正式成为第三个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2012年6月，“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实现首次空间交会对接；2013年6月，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驾乘“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再次成功实现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自动和手动控制交会对接，巩固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向中国的几千万中学生授课。 

　　五、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中国本着互利共赢的宗旨，更快、更主动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和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01年4月由中国主导并发起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6月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在中国主导之下创立的首个政府间国际组织）；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件大事标志着自2001年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他说：“应该从四个方面建设和谐世界：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2008年11月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首次首脑峰会，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6月，中国参加了“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在此前后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加勒比地区经贸合作论坛，以及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并在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6.39%，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正常预算中的会费比例提高到5.15%，比1999年的0.97%提高了4倍多。以上都显示出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20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派出了代表团，有6万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了这届奥运会，从而成为有史以来参加国别和运动员最多的运动会。全球45亿观众见证了迄今为止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还有80多位外国政要出席开幕式。布什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出席他国举办的奥运会的美国总统。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将北京奥运会称作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2010年，中国在上海举办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博览会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成为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投资。同时，超越7000万的参观人数也创下了历届世博会之最。这两次国际盛会为中国赢得了荣耀，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六、没有解决的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在抓住战略机遇期以加快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大、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工业化）、体制转型（市场化）、社会转型（城市化）三重叠加的急剧变动，也使得一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集中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2）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转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3）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创新和产业升级困难、社会不和谐。（4）党风廉政建设成效不大。 

　　1.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历了37个年头，但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来看，仍然还没有理顺。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还没有实现，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还很多，例如：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转移支付的有效使用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一致问题，国企的垄断问题等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问题同样很多，例如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2.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转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 

　　将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性、投入型为主的粗放方式转变为集约型、效益型为主方式的转变，是党长期追求的目标。这十年里，党提出并全力贯彻“科学发展观”，将转变发展方式放在首要位置，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是有其规律的，当原有发展方式的条件还没有利用完毕，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难以实现，而新世纪头1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消费由温饱向住房、交通升级，为扩大出口和投资提供了空间，也由此导致了2001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使得这种外延型、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继续，从而导致经济越发展，经济总量越大，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越大，直至难以支撑。 

　　以能源为例，2000年消耗14.5亿吨标准煤，2010年则达到32亿吨，钢铁、水泥、玻璃等高能耗产业集中的河北省空气污染严重。虽然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将都“节能减排”列为约束性指标，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中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好转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创新和产业升级困难、社会不和谐 

　　2001年以来，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在新增财富分配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化，而工薪收入所占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2000年以来，一直在0.46以上徘徊，最高的年份为2008年，曾经达到0.491，最低的年份为2014年，仍然为0.469，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提出的警戒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少数国家之一。因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和资本在按要素分配中占比过高所导致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并导致阶层分化，更严重的是抑制了内需扩大和人力资本提升，从而抑制了社会创新的活力。从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来看，这种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快的情况，固然有利于投资增加和资本形成，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这同时也将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导致新增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过剩，即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迫使国民经济转入调整。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我国所依靠的人口红利、扩大出口、房地产、重化工业投资、金融深化等动力或者消失，或者不足，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开发和寻找新的动力源泉。 

　　4.党风廉政建设成效不大，形势依然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快速商品化所带来的“拜金主义”“马太效应”、资本主导、人口流动、社会分化，以及国外各种思想的传播，再加上民主与法治制度不健全，政府职能与市场规制不成熟，这些问题都必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反映出来，从而产生腐败问题。应该说，从改革开放开始，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已经看到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党风廉政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但是如前所述，党风廉政建设，既是制度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是发展问题，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推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管理和手段问题，反映出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的健全。这十年里，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例如：国企改革的深入（“抓大放小”）、资源的市场化、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产生了各级政府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而党中央又没有及时有效地采取制度建设和严厉手段、措施加以防范和制止，遂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甚至个别地区和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个别党的高级干部也腐化、堕落、变质，例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成就是主要的，为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其中有些是体制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解决，但是有些是发展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形成的“四个全面”，为我们解决这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布局和途径。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