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两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同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都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1]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同一天发生，震惊了世界。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2]1976年2月，毛泽东对前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保持和平“25年可能”。尼克松说：要想建设一段时间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说：讲得好。[3]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同世界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了中美大使级关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积极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但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威胁。建国初期主要面临的是来自美国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主要面临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4月访问巴基斯坦时，请阿尤布·汗总统在访问美国时转告中国的立场：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但是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进入60年代后，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的预想。“这个预想后来延续了十多年，密切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4]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了这一时代主题的精髓，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局势开始缓和，和平的力量压倒了战争的力量，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了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格局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超多强”的多极世界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可以实现。“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5]正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出并且始终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领导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其次，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不同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有过好文章”，《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主观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1957年以后逐步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留下了深刻教训。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6]遗憾的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很快就改变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提出，“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7]1957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并由此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生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指导我们胜利渡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波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再次，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同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8]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正确认识，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所有制结构上，我国过早地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搞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使得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偏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实现单一的按劳分配，搞“一平二调”，使得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盛行，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经济活动大包大揽，指令性计划占主导地位，使得经济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在对外关系上，批判所谓的“洋奴哲学”，实行僵化封闭政策，使得我国失去了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自己的历史机遇，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在政治上，搞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得原本应该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政治变得“万马齐喑究可哀”，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悲剧。“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和积极性；在分配制度上，坚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又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对外关系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在政治建设上，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最鲜明最生动的特点，“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10] 

　　第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不同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11]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文革”时期甚至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在世界上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据估算，“大跃进”时期，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两百亿元，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国民收入损失了五千亿元。[12]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3]城乡居民收入较低，1978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为七十四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六百四十元。“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4]我国同世界上某些国家之间本来已经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1957年，日本同我国经济水平相差无几，但到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人均产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却落在了人均产值四百美元的贫穷国家的行列里。[15]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成为了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禁锢的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从“文革”期间一度濒于崩溃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四百多万（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81年到2005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家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如果将中国的减贫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还增加了1亿多），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6] 

　　二、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第一，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民党政府留给我们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提出并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17]在1956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初步总结了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8]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殚精竭虑，孜孜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即便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9]，目的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诚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20]遗憾的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偏差，错误地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21]因此他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中国逐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迈进。“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3]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构想的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而是建立在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落后、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决定特殊道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艰苦创业，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中国赢得世界的广泛尊重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等的封锁，由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所以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和没有外援的状况。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国家的坚强决心。“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24]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奉行“不信邪、不怕鬼”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提振起整个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创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终于使中国以崭新姿态傲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著名学者胡绳说：1956年中国面前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一个大的‘卫星国’”[25]。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和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创造性地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6]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从不依附和屈从于任何外国和政治集团。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不盲目排外，善于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同许多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又坚持自己的国家主权原则和“不结盟、不称霸，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思想，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对任何国家说“不”，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国家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27]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28] 

　　三、科学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时期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经验、失败时期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29]他在接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强调，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30]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积累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更不可能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和理论准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思想，成为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准备。如关于中国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思想，为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思想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想，为新时期实施中国特色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31]薄一波在谈到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的相互关系时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成果，扬弃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误，并在实践中有新的发展。“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这一论述，为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重要理论准备，提供了权威的诠释。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发展“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32]。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尽管党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重大成就，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33]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产生偏差，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但是，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这些“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34]我们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其次，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是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35]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党在思想战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就不能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就不可能果断地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一整套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一系列既符合国情又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走出贫穷落后的泥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重大的挑战，甚至连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可能还会被葬送。这已经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所充分证明了，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拨乱反正和合乎逻辑的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篇宏大的文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为上下两大篇章。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进行的这个篇章，就本质而言，是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续篇，是要弥补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留下的历史遗憾，是要找到一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成功实现崛起的“中国道路”，从而真正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邓小平说得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6] 

　　（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教授）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6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9页。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16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3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1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页。 

　　[1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1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25]《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6、1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31]柳国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1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3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