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云的四个建议为例 

　　一个政党，善不善于总结经验，有没有一批善于总结经验的领导者，对党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促进党自身不断走向成熟、完成好各个时期的使命任务，都有着很关键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谦虚之词，这里面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但同样也包含了他对几十年奋斗生涯的深刻感悟，是肺腑之言。什么叫总结经验？简单地说，就是把做过的工作加以分析，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成功在哪里，失误在哪里，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以利于以后工作的提高和改进。总结经验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对比较长时期的工作的全面总结，比如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对20多年奋斗历程的系统总结，分别对于我们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发挥了至关紧要的推动作用。有些是阶段性的总结，比如每五年的党代会，都会对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都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随时总结经验”，这是陈云1980年12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 

　　比较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再回顾和总结而言，“随时总结经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及时性，可以把好的经验和办法迅速推开，可以避免小的失误因得不到及时纠正而扩大，可以防止出现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弯路。但“随时”意味着工作刚刚完成甚至正在展开，能不能一下子看清楚，敢不敢立刻指出来，考验的是领导者的即时判断和决断的智慧和勇气。陈云在“随时总结经验”方面堪称党内典范，在陈云一生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以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提出的四个建议为例。 

　　第一个例子：借外债要循序进行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其中提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2]一周后，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谈到外债问题，说：“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的太简单。”“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3]半年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再次就借外债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实际上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不是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4] 

　　陈云的上述建议，有几层意思，一是可以借外债，以补国内资金不足；二是要考虑偿还能力；三是要考虑配套能力即消化能力；四是区别对待买方贷款和自由外汇。他之所以在半年多时间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一股“借钱”的风潮。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大家都没有经验，一些人出国访问、考察，国外的一些政府、企业纷纷许诺可以借钱给中国，有的国家，一个州长就许诺可以借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在西方的制度框架下，钱是掌握在议会手中的，政府哪里有那么多的闲钱呢！当时西方国家确实有一些剩余资本在寻找投资机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他们选择的视野，但资本不是慈善家，是逐利的，是要高额回报的。有些人看不明白这一点，回国后到处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多少亿，上马多少多少个大项目，似乎可以借来一个现代化。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被耽误了那么多年，希望发展得快一点。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因此要“认真加以研究”。 

　　陈云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和赞成。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 

　　中央领导人的清醒认识，对于中国整个的外资引进起到了拨正方向的作用。在其后的实际工作中，中国在借债方面，一直坚持态度积极、措施稳健的方针，既利用了国际资本发展自己，又防止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掌控。 

　　20世纪80年代，东欧和苏联先后也进行经济改革，但他们急于求成，大量从西方国家借钱，比如南斯拉夫1981年外债达201亿美元，人均900美元；波兰1986年外债达382亿美元，人均1000美元；匈牙利1988年外债达180亿美元，人均1800美元。借了这么多钱，国内实际上消化不了，行不成有效生产能力，还本付息都成了问题，债台高筑的结果，是本币贬值与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各种形式的抗议此起彼伏，终于引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我们更应庆幸有我们的领导人的睿智。 

　　第二个例子：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我们看《陈云文选》会发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收入的文稿，大部分是谈话的整理稿，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并不算多，其中《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是他亲笔撰写的有着非同寻常分量的一篇。 

　　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实际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提出来了，1979年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要“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5]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6]1980年，中央和地方64个省部级单位挑选了将近500个提拔对象，实际上得到提拔的只有43人；29个省区市当年新进领导班子的107人中，中青年干部（55岁以下）只有25人。当年全国干部队伍的情况是，部委班子主要领导平均年龄63岁，其中66岁以上的接近一半；省委班子主要领导平均年龄62岁，其中66岁以上的占40%；地市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56岁，甚至有些地市的书记已是年过七十的古稀之龄。这些干部身负重任，在第一线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报告，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几个人。”[7]陈云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1981年5月，他在杭州休息的时候，感到这个问题实在是重大，就亲自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5月20日，他从杭州一回到北京，就把这份文稿送给了邓小平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 

　　在这篇文稿里，陈云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一、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二、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三、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不单要靠组织部门，主要还是靠各级领导干部，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四、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五、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作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六、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待遇上，在物质待遇上，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 

　　陈云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认同。他在同年6月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这篇文稿随后印发给1981年6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又专门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陈云的建议。在陈云的倡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全党在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上很快取得了共识，原来进展迟缓的工作迅速加快，一大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国家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更关键的是，由此发端而逐步确立的党的干部队伍的“四化”原则，成为一种制度安排，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要把事业顺利推进下去，需要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领导集体的接续奋斗。三十多年来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当年陈云所说的“当务之急”的深刻内涵以及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意义。 

　　第三个例子：“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 

　　1983年10月23日，陈云在中办信访局报送的经济学家千家驹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建议上明确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8] 

　　关于发行特区货币问题，从经济特区设立后不久就提出来了。当时主要是考虑如何发挥特区的优势，吸引境外资金参与特区建设。由于国家外汇短缺，人民币“腿短”，不能自由浮动汇率，有的人就提出来，是否可以发行与外币直接挂钩的特区货币作为硬通货，以便与外币直接兑换。当时，支持发行特区货币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有中央部委的领导，有地方的领导，有各种专家，还有香港和国外的一些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央领导人中也有些同志表达了积极的态度。更有个别领导人在中央尚未正式向党内传达的情况下，自己先向国外媒体放出了中国要发行特区货币的消息，有关部门甚至已经印好特区货币的样票，这就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似乎特区货币的发行已经是箭在弦上。 

　　尽管如此，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说，他是当时极少数公开反复表达对此问题不赞成态度的领导人。1984年4月25日，他在杭州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谈话，指出：“我同意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但对是否搞特区货币，我考虑比较多。”[9]5月26日，他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10]10月27日，他约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谈话，指出：“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条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之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11]陈云的坚持，使得相关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慎重的研究。几个月后，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已经不可能再拿出外汇来为特区货币背书了。再后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区货币的发行事宜也就无疾而终。　 

　　发行特区货币的设想初衷是好的，但其中蕴含的风险却是巨大的，一是国家很可能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特区货币要能够自由兑换，必须有外汇作准备金。当时特区初创，没有什么外汇收入，这笔准备金只能由中央以黄金和外汇来承担，究竟需要承担多少、承担多长时间，都是难以预计的，很可能成为甩不掉的包袱。二是难以监管。当时特区已经在流通三种货币即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券和港币，如果再加一个特区货币，一个小小的特区，四种货币并存，如何监管是从来没有遇到的，搞不好就会导致金融秩序失控，引发严重的金融混乱甚至危机，轻一点说也会引发严重的金融投机。三是规避不了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由于特区货币与外币直接挂钩，就一定会受到境外经济波动的牵连，境外一旦出现经济动荡，就会直接牵累特区发展，这样，特区的稳定和发展就受制于人，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有的领导同志认为说这些风险是吓唬人。是不是吓唬人，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和当年的港币危机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发行了特区货币，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要付出何种代价，真是难以想象。 

　　第四个例子：物价闯关“我打个很大的问号” 

　　1987年十三大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成为工作的重心。但是如何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要想在短时间一下子解决，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力主在价格等问题上迈大步、硬闯关。1988年5月16日，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改革的闯关方案。5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陈云住处，汇报政治局常委会关于用5年时间涨价格、补工资以理顺价格的意见，当时设想是从1989年起，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5年，相应也增加工资收入。对这个设想，陈云当即就表示：“物价每年要上涨10%，连涨5年，对此我打个很大的问号。”[12]他分析说，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面很大，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做到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0天后，陈云同国务院总理李鹏谈话，再次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说：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陈云一生有过三次与通货膨胀进行直接大较量的经历。一次是延安时期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时，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皖南事变后断绝了对边区的经费供给，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物资封锁，使得边区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最高时涨了8000倍，陈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稳定了边币的币值和物价。第二次是上海解放初期，受中央和毛泽东之命赴上海，收拾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的烂摊子，用了4个月的时间，打赢了这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第三次是1961—1962年，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因多发了60亿钞票而物价高涨的危难之时，用1年多时间解决了货币超发。这三次经历使陈云对物价问题的敏感性、严重性和解决难度有了深刻的认识，深知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 

　　尽管陈云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但物价闯关方案还是推进下去，结果，到7月，物价上涨指数就达到19.3%，远远超过了10%的预定计划，社会上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抢购物资和挤提银行存款风潮，恐慌性的情绪在城乡蔓延，人民群众十分不满。9月底，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物价闯关实际上失败了。 

　　上面的例子，只是陈云在众多的经验总结中的几个代表。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陈云特别善于随时总结经验，特别崇尚真抓实干呢？最根本的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三点特别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踱方步、想大事、看大势的本领。陈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进入新时期后，陈云因年事已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踱方步”上，他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与他的深思熟虑、严谨慎行、周密计算密不可分。无论作什么决策，都不可心血来潮，更不可意气用事。 

　　二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胆识。陈云对经验的总结，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有些是很得罪人的，有些被人误解为“不支持改革开放”，有些甚至当时没有被接受。但只要他看准了的，他从不轻易放弃，也绝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只要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不管形势多么不利，他都坚定不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说实话，有些意见，如果陈云不提，别的人在当时是很难说出口的。也正是有了邓小平、陈云这样的领导人，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基本上没走弯路，没出现大的曲折。 

　　三是听取各种意见的宽广胸怀。陈云在每逢重大决策之前，总要作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强调，作为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甚至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不同意见，可以引起思考。”[13]正是有了这样的气度和胸怀，陈云才能在紧要关头提出真知灼见，才能成为党内公认的“多谋善断”和“处理麻烦问题的能手”。 

　　[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8]《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页。 

　　[9]《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页。 

　　[10]《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页。 

　　[1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页。 

　　[1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页。 

　　[13]《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56页。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