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称“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史、奋斗史和创业史。这段历史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二是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5年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当前，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甚至还用“两个不能否定”来具体指称。从国史研究话语权建设的角度，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还是“两个不能否定”，都不是本体论的话语，学界有必要将其称为“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以统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的形成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始自改革开放。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伊始，这一个关系问题就出现了，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显现。”[1] 同样，正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逐渐形成。 

　　（一）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形成过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是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适时抉择。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方，那时并没有现成答案。对于改革者来说，此时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还需要改革的勇气。为此，改革者大多强调改革与革命的一致性，提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对早已谙熟“革命”话语的中国人而言，既不需要与历史彻底决裂，另起炉灶，又能够沿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 

　　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现代化建设重新出发，党中央提出要以“历史的”、“科学的”的态度来处理关系改革成败的两大历史问题（一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二是“文革”的历史评价）。[2] 再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体现出历史与现实在“思想灵魂”上的内在一致性。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割断历史，反而认为历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的讲话，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成就巨大。[3] 这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奠定了初步基础。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关系改革成败的两大历史问题，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4]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5]，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6]。这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说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7]一致。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相一致。显然，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历史，主要目的还是工作重心转移以及现代化建设。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8] 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9] 这里明确强调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其中第一条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正如决议所说：“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员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10]这次党内高层的集体写史，已初步认识到新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统一性。[11] 随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大体上继承了这些思想。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时，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周年纪念，党和国家很有必要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中共十七大报告先指出改革是新的伟大革命[12]，然后以三个“历史铭记”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应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看似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不大，实则不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基础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报告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前所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得以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清晰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关系，是对《历史决议》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13]的深化。同时，有学者如朱佳木[14]、张启华[15]等撰文讨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中共十七大以来，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逐步成型，并在官方重大文件文献中予以明确。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角度来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关系。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了战略机遇期……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 这里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此时，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的认识，不再完全强调改革与革命的一致性，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角度来说明二者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以这么说，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成为统一的历史。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以简洁的语言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统一性。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7] 思想界、理论界将其简化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不少学者还纷纷撰文讨论[18]，热度远超以前。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以及学界的集中讨论为标志，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正式形成。 

　　（二）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形成的原因 

　　思想理论界提出并大力阐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主要原因有： 

　　1.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 

　　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的认识，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对过去历史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历史，如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以及苏联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等；一种是客观对待过去的历史，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完整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实践表明，这两种做法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前者表现为社会主义倒台，后者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改革开放的争论从未止息过。但要真正解决思想不清的问题，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从历史的角度弄清楚改革开放的由来、发生及发展，亦即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只有弄清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 

　　2.确立“三个自信”的客观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最大的动力来源就是改革开放。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0]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1]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信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二、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的内涵 

　　（一）建构“新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叙事 

　　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重大文件文献常用“新时期”来指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所说的“新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及时果断地结束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时期。[22]1979年10月，邓小平说得更明确：“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23] 这是说，新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历史叙事。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时，“新时期”被赋予了新意义。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中共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24] 改革开放的内容首次在党的重大文件文献中纳入新时期，实际上是更加突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直接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25]。至此，“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已经包含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新时期”所指没有变化。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时，对“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则用“三最”来加以说明。报告认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26]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新时期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时期的同义语。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过多强调“新时期”的历史叙事，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同时强调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连续性。 

　　目前主流的党史国史书写中，“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得到广泛认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在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之后，以“一个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27]来结束全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则指出：“全会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28] 但如果完全用“新时期”来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叙事，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是否就是“旧时期”呢？显然，这样认为符合逻辑推理，但不一定正确。首先，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性质，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探索。其次，“旧时期”的历史叙事，很容易造成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割裂，让人觉得似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关系不大。“新时期”的历史叙事，一定程度上会让人产生误解。有学者指出：“‘新时期’这一产生于70年代后期并在很长时间成为当代中国通用的时期范畴，携带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浓厚历史意识。它将‘文革’后开启的历史时段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就意味着一种相当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想象视野中关于时代的自我认知。因为，这并非一个可以用作历史分析的时期范畴，毋宁说，它本身就是需要予以分析的历史对象。”[29] “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尽管长期以来具有意识形态的适用性，但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模糊。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史国史学界将国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发展阶段，这是一种历史长时段的看法，大体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特点。从“新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叙事，说明我们在理论认识上有重大突破。 

　　（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有研究者认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也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壮丽事业。新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位。如此等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有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31]乍一看，这的确让人费解。毛泽东及其所处时代，理论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展开，同样实践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未开始。但如果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结合起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所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建设、“四个现代化”、“两步走”以及“三步走”等战略，都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希望通过革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现代化建设开展得并不顺利。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事务，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手段，本质上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实现目标。 

　　（四）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不少社会问题因之而生。当前，各种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不能因为改革的巨大成就而否定存在的问题。改革由形势倒逼而生，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由形势倒逼而生。时空转换，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和国家希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并再次对改革寄予了重大期盼。但我国要真正破除各种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绝非易事。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何停顿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上高度一致，同时还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实践来说，“全面深化改革”确实是当前各项工作的主题和中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与国史研究 

　　2014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国史研究话语权建设”研讨会，研讨国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32]在笔者看来，国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提出一些全局性、关键性的话语，才有可能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界意识到国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但目前的成果确实很有限。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从本体论上能够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统一性，从认识论上能够突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从方法论上能够充分肯定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意义，可以作为国史研究的重要话语。国史学界要在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指引下进一步深化国史研究。荦其要者，主要有： 

　　（一）以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推进国史历史分期研究 

　　国史的历史分期，是国史研究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国史的历史分期，往往同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分期差别不大。有些国史党史著作在历史分期上高度一致，难以体现两门学科的差异。近期，党史学界提出要“全面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33]，更加重视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研究。对于国史学界来说，如何在坚持国史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的确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赋予当代历史学家的迫切任务。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5年的历史分期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国史学界可以将1949~1978年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1978~2012年称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然后再划分小的历史阶段，重点突出改革开放的主题。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国史与党史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学科，国史的历史分期可以不同于党史的分期，但目前国史学界所展开的讨论显然不够。 

　　（二）以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调整国史的内容书写 

　　大的历史时期确定后，接下来就是确定国史需要写哪些内容。当前，国史书写要对其内容做出调整，主要围绕着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来写，突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学界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体国史书写的特点，亦即国史的学术史（史学史），但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开展得很不够。其次，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三条主线来布局国史书写。再次，适当考虑近现代以来的整体历史书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段。 

　　（三）以改革开放历史统一观应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史、近代史等学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界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纷纷撰文予以驳斥，但效果并不理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些来自于历史学自身，但大多是来源于历史学之外，如影视、文学作品等。切实解决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给国人以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单靠历史学界的努力远远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国史来说，一直都是党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用改革开放历史统一观统筹人们的思想认识，很清楚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不至于造成割裂历史以及怀疑否定改革开放。举例来说，国内外学界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一直存在三种明显倾向：一是将毛泽东神化、偶像化，认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去，中国才有希望；二是将毛泽东丑化、妖魔化，认为只有全盘否定毛泽东，中国才能发展；三是提出要做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来认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很容易做出历史的分析，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太大的分歧。应该说，前两种思想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34]，只有第三种是学界应该不断坚持的正确方向。 

　　（四）国民教育中大力强调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说历史事实本身能够给人以生动的教育，从历史中人们能够得到历史经验的鉴戒。对于各种历史教科书，则要具体分析。如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自称是“真实的历史”，但其中有大量不符合事实的历史书写，如对侵华战争的否认等。再如有些中国历史的撰述，研究者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主观臆断地来写历史，用对历史问题的叙述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不尊重客观事实，以自己主观臆断来写作历史，这种做法在历史学界时有表现，对此，我们当然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予以驳斥。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正确的历史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国民教育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必须供给国人以准确的历史事实、正确的历史认识、明确的历史评价，否则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国史教育来说，我们要大力强调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统一性和连续性，讲清楚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由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具体启动并实施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讲清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能割裂二者的联系；讲清楚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正确分析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四、结语 

　　当代中国，人们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活跃。学界提出开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真可谓形势逼人，任务艰巨。正如有学者指出：“时代在发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下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也要进行发展和修正。”[35] 各种概念和范畴，应时代而生，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提出一些为大众所接受的范畴和概念，并以此来分析具体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界对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阐释以及以“五朵金花”为中心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完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不能说那个时期人们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当前，理论和宏大叙事退场，历史研究“碎片化”严重，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理论不重要，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已经过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提出一些重要的范畴和话语，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丰富其内涵，至于能否成为国史研究的重要话语，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论证。“定义是分析的结果，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36] 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研究的深入，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观将会得到学界的　

　　认同。 

　　[1]宋月红：《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的关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59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59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10页。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10页。 

　　[1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61页。 

　　[11]宋月红：《从“建国以来”到“建党以来”的发展——〈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史范围确立过程探析》，《光明日报》2014年7月2日。 

　　[1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出版，第10页。 

　　[14]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年第1期。 

　　[15]张启华：《正确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5日。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代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17]《习近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相互否定》，新华网，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3-01/05/c_114258858.htm，2013年1月5日。 

　　[18]这方面论文很多，如宋月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李捷《怎样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求是》2013年第24期）、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齐卫平《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7期）、齐彪《“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等。 

　　[1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22]《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3]《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2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2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2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页。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29]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0]《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 

　　[31]《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6日。 

　　[32]《“国史研究话语权建设”学术研讨会举行》，《光明日报》2014年5月7日。 

　　[33]曲青山：《全面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4]储著武：《虚化毛泽东不可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4日。 

　　[35]方志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