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不过，城市史研究却极少涉足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发展。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使得这一时期城市发展进程、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其间的城市社会变迁、城市人民生活等核心议题仍有待于历史学界的讨论。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的现状、意义、途径等展开初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学界对相关议题的逼近。 

　　一、中国城市史研究现状与不足 

　　虽然中国的城市已经有了数千载的演化史，但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至今才五六十年而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中国中心论”、“地方史研究”以及“草根研究”等学术潮流冲击，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率先将注意力更多地从政治外交、国家全局、上层精英转向下层社会、区域地方与基层民众。英语世界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由此得以兴起。数十年来，从“城乡关系”到“大型都市”，再到“深入中国腹地的中小市镇”，虽然选题有所变化，方法有所更新，但总体上保持了欣欣向荣的态势，至今方兴未艾。[1]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被陆续译介而为中国学界所了解。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快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吸引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将目光投向城市历史的研究领域。1986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座近代城市研究被列入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此后，城市史研究机构、研究团体成立，城市史学术会议召开，城市史研究队伍壮大，城市史研究著作、论文涌现。作为史学研究大家庭中的年轻一员，中国城市史研究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这其中，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动力研究、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研究、城市社会与公共空间以及城市大众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2] 

　　大醇小疵，任何新生的学术领域都会存有瑕玷与不足，中国城市史研究亦是如此。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刚起步开始，已陆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3]但到目前为止，还少有研究者从研究对象的时间限阈角度观察其中的问题，而这样的观察于今日而言并非微不足道。阅读大量的中国城市史论著后，从时间角度看，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关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的研究型著作还较为少见。[4]在仅有的几部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止步于1949年，涉及1978年以后的极少。[5]对这一阶段城市发展的研究与探讨，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介入，却鲜见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6]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2002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牵头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的科研规划，就涉及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此后，这一丛书陆续出版了《哈尔滨》《杭州》《重庆》《北京》等十余卷。由于这些著作大多由当地党委、政府或史志办组织编写，城市实际工作者提供素材，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与史料价值。这一丛书的陆续出版促进了当代中国城市历史的文献整理，丰富了当代中国城市历史的史料编研，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准备。此外，在社科规划层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度连续三年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年度项目选题中。虽然国家层面多有鼓励，但学界反应平平。在CNKI文献数据库中，以关键词或主题词“城市”，叠加学科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等进行复合检索，得到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论文寥寥无几。[7]而国家社科基金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选题，学术界则至今仍乏人问津。 

　　二、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意义 

　　史学研究是史料与“问题意识”的结合，史学领域的开拓与史料收集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的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声像史料和数字化史料等史料积累都极其丰富。历史学者较少介入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主要不是史料方面的原因，而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疑虑：改革开放时期的史学研究者能否进入改革开放同时段，甚至同空间下的历史呢？关于这一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给予明确的肯定。作为同程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人，修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即言：“修昔底德，一位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时，就开始撰述这部战争史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比以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8]换言之，一个事件是否应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主要应考虑这一事件是否会对后人产生重要影响，“值得记述”，从而能为现实活动提供借鉴与启示。梁启超说：“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9]从这一角度看，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因其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理应尽快提上研究的日程。 

　　以学术意义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需要历史学者的参与。如前所述，非历史学科已经在城市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对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存有相当大程度的不足。因为，非历史学科的研究多为社会科学方法下针对单体城市局部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对西方理论模型或直接或间接的移用，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立足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城市历史与特质的分析还有待加强。同时，这些研究多针对因城市发展而起的共时性、现实性、必然性问题，缺少历时性、长时段、既关注必然性也关注偶然性的历史学角度的介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历史研究通常易成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研究。但这是一种期望而已，因为在更宏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更容易认识这些结构，而只有在我们拓展视野，使它包括一个恰当的历史阶段时，我们才有可能了解这些变迁。”[10]就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而言，正是在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城乡结构等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展开的，历史学视角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其中的过程有更清晰地认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抽象理论象征着一个开始，而不是对历史细节分析的结论。而没有历史学者的参与，我们难以获得对城市本质和城市化进程更全面的认识。[11] 

　　此外，从城市史与国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尽快跨越1978年的时间限界也有利于相关专业研究的增长与繁荣。目前，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古代城市史、近代城市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当代城市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较为薄弱。《易·系辞上》曰：“往来不穷谓之通”，[12]只有打通从“鲧作城郭”到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全过程，我们对中国城市通史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国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城市史研究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本世纪影响世界发展的最大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13]作为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引擎，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历史，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理解，从而推进国史研究的深入。 

　　以现实意义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需要历史学者的参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为今后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历史依据，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提供启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重大而突出的现实问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发展，编制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作出了新部署，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课题。列宁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历史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务现在是怎样的。”[14]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今日中国的城市现状是历史城市发展的延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延续。以能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城镇人口比重而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1949年止，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4%，而“1978年提高到17.92%，2011年突破50%，达到51.27%，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53.73%，比1949年提高43.09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66个百分点，其中1979—2013年年平均上升1.02个百分点”。[16]这是数千年中国城市演化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迹。今日中国城市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城市发展历史这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形塑出来的。如何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除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外，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寻找答案。 

　　三、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途径 

　　历史学的首要功用在于还原事实，但对于内容极其丰富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我们应该还原哪些事实？如何还原这些事实呢？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认为，“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17]卡尔提醒我们，研究内容需要有所取舍，而取舍的要求取决于研究顺序的先后以及研究意义的大小。对于尚处于知识重建时期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囿于研究紧迫性的先后，即来自于上文所言之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缘故，须有所重点。 

　　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从单体城市出发，目标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近代城市史是以上海、重庆、天津、武汉四个单体城市为突破，“总结了各自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波动、特点与规律，开创了近代城市史研究新局面”。[18]从史学发展规律看，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也应起步于单体城市与个案研究。我们既需要关注深圳、上海、天津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也需要重视重庆、西安、兰州等后发展城市，还需要探讨江阴、乌镇等中小城镇的演进。既需要梳理城市的空间、功能、结构，也需要关注城市发展中问题与矛盾的形成与化解。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总结出具有全局性的城市发展的规律。毋庸讳言，正如海外中国城市史学者所言：“中国社会的历史无比悠久，经历了多次变迁，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土地的风情及复杂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央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不同城市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形塑着不同的发展风格。为此，我们研究城市，需要有更强烈的“在地化”体验。例如，我们需要通过钻研史料与田野调查等方法，了解个案城市的历史背景，城市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特色，海派文化、津味文化等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等，探究这些个性化特征对城市发展、市政规划、功能设计乃至城市结构产生的微妙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发展规律”的探讨。美国城市史学家乔尔·科特金在研究了全球差异性巨大的跨时段、跨洲的不同城市后，依然坚定地认为存在着“城市经历的普遍性”。[20]今日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城市制度供给不足、城市生态环境不理想，城市土地资源供应紧张，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等，并非是个别城市的个案，而显然带有相当大程度的普遍性。简而言之，今日中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没有把握好城市发展规律”。[21]这些矛盾与问题体现了对城市发展规律还缺少认识、尊重与顺应。因此，探讨单体城市发展的过程，研究这些城市如何处理其中的矛盾与问题，剥茧抽丝，从不同侧面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而只有对城市发展的规律认识清楚，研究透彻，才能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更好地指导城市工作实践。 

　　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从城市群研究出发，融合于城乡关系史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波士沃施”（BosWash）计划实施后，发达国家中先后出现了五个世界级的城市群。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了这一全球都市化的潮流。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几个大的城市群已经显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国家级城市群尤为典型。以学术史角度而论，城市群历史研究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已经有所基础与积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史学家魏瀛涛等就倡议开展“以全国或区域的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22]此后，长江沿岸城市、东南沿海城市、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区域城市也都陆续产生了一批在全国范围有较好影响的学术成果。在已有近代城市史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群研究对象应可有所选择。城市群研究的基本内容一般为“城市体系内城市的数量、布局、规模、性质、结构、功能的发展演变以及城市之间、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23]之所以在城市群研究中要关注城乡关系，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因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是指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24]也就是说，城市群是一个区域内城乡信息与网络连接而成的集合体，大城市与周边农村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条件。从实践上看，改革开放初期，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下放干部返城、乡镇企业发展等历史事件推动了城乡人口流动与区域城市的发展。这其中，农民工进城务工影响最为深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战略选择与生产力条件限制，我国实行了事实上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后，旧的管理体制不断松动，城乡流动加快。统计显示，1987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为1300万，2005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1.4亿。按照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56%的目标，农民工队伍还在不断壮大。[25]某种程度而言，改革开放城市史就是一部城乡流动并逐渐走向城乡和谐的历史。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应关注城乡互动、城市农民工、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研究内容上，由“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出发，最后融合于“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从城市社会变迁出发，落脚于城市人民生活的探讨。社会由群体构成，城市由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形成。自商、周以来，中国的城市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换句话说，一部城市史，也是一部城市社会的变迁史。日本中国城市史学者斯波义信曾言：“研究中国社会，都市问题是一个关键”。[26]而研究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变迁同样很关键。研究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社会变迁，首先应研究城市阶层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城市社区与单位制度变迁。伴随着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城市人民生活与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晚近以来，中国城市史学研究在强调结构、功能的主张下，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但也隐含了“见城市不见人”、“见社会不见人”的不足。加强城市社会变迁研究，既要关注城市结构性的变迁，也需要重视对城市发展中“人”的关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7]这一论述不仅对今后的城市工作有指导意义，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提供了落脚点。恩格斯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8]社会学家费孝通提醒我们仅仅用“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这会导致对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换言之，我们研究城市发展历史，不仅应着眼于“收入的增长”、“发展的模式”，还需要关注“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的。[29]而要深入上述研究，则需要口述史学方法以及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相较于古代城市史与近代城市史，由于样本的采集便利性，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也更适合开展大规模口述访谈与社会调查，也更易产生口述史与社会调查成果。 

　　四、余论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城市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伟大历史事件。作为国史研究者，梳理好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历史，总结好城市发展规律，意义重大。当然，任何崭新的课题都会既有着重大的价值与意义，也会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困难。对于综合性、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代表的“城市”这一研究对象，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30]这充分说明了城市史研究的艰辛与不易。对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而言，既有主观上，也有客观上的挑战。主观上，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属于正在发生中的历史，研究者如何保持理性、求实的研史态度，而不被自身情感所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各方面活动的中心。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系统”，研究城市需要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工具，城市史学者如何做好自己的知识储备？客观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报纸杂志、城市志书、城市政府的文件大量刊印，口述史方面访谈对象极其丰富，这些都使得史料过于庞杂，如何加以采掘？这些困难既需要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予以探究，也需要研究者更努力地汲取与学习，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团结与协作。任何一门研究的主体都是研究者本身，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的开展，从根本上而言还是有赖于更多学者的关注与学术界同仁的参与。基于此，我们既应对我们的研究价值与研究前景葆有信心，也应对我们的研究困难有充分的估量。 

　　[1]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述评》，李小兵、田宪生编：《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6页。 

　　[2]何一民：《城市史》，曾业英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394页。 

　　[3]如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中国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吴良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2期；董佳：《新时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5日，第A5版；等等。 

　　[4]极少数以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历史为主题的著作，大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史，虽对这一时期城市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成就做了客观记录，但对城市史核心研究内容的城市功能、特征、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城市社会结构、城市个人生活等着墨较少。 

　　[5]如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傅崇兰、白晨曦、曹文明等：《中国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6]各学科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兴中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John R. Logan的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Blackwell，2008）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及其间多种关系等地理问题进行了梳理。边燕杰的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李强等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美］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对改革开放后城市流动人口、居民分层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剖析。沈悦等的《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1995—2002年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陆铭等的《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土地制度、城市规模经济效益等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等等。 

　　[7]仅见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如萧冬连：《中国七十年代末的就业危机与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契机》，《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张太原：《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北京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陈亚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程美东、侯松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处置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等。 

　　[8]［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徐岩松译注，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10]［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0页。 

　　[11]［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8页。 

　　[12]《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转引自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3]范恒山、陶良虎编：《中国城市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7]［英］E. 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1页。 

　　[18]何一民：《城市史》，曾业英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 

　　[19]［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20]［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修订版），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21]《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光明日报》2016年1月13日，第7版。 

　　[22]魏瀛涛、谢放：《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史研究》第3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3]魏瀛涛、谢放：《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史研究》第3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4]Guldin，G.E.，1992，Urbanizing China.Westport：Greenwood Press.转引自周大鸣、陈世明：《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25]牛凤瑞、潘家华、刘治彦编：《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47页。 

　　[26]［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7]《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第1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29]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2页。 

　　[30]［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