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辩证内涵 

　　（一）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辩证内涵，必须先搞清楚造成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原因 

　　第一，中国当代的生态危机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代价。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向自然索取甚至不断破坏自然的过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索取和破坏成几何级提升。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从索取到产出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污染问题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但是相对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仍然是次要矛盾。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近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了深入分析。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喜悦中，仍然沉浸在对巨大物质利益的追求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污染的现代工业首先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起重大生态危机，发达国家开始经历一个从严重污染到立法治理再到产业升级转移的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比如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颁布了一系列全国性环保法令：《工业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园法》（1957年）、《关于公用水域水质保护法》（1958年）、《关于限制工厂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关于水洗煤炭业的法律》（1958年）、《关于限制建筑物采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视野团体法》（1965年）、《关于整顿防卫设施环境法》、《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68年）、《噪声控制法》（1968年）、《城市规划法》（1968年）和《公害纠纷处理法》（1970年）等。 

　　中国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时间上有所滞后，但是以发展阶段相比较则颇为相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高度重视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问题，并推进环保立法。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被列为基本国策，环境资源立法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森林法》（1984年）、《草原法》（1985年）、《渔业法》（1986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修改）等相关法律，尤其是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启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生态危机是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少意识到现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即便如英国在1821年就颁布了第一部防治大气污染的法案，依然不能阻挡全国性严重的生态危机发生发展，这在本质上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二，中国当代的生态危机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发达国家高排放产能转移双重因素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进入迅速工业化阶段，这个不能逾越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工业产值非常低，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比较低。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1]而人口则是美国的4倍多，即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仅有0.5%的世界人口人均GDP低于中国。[2]这种极端落后的情况是中国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原因，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改革开放正值发达国家大规模开展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并实现落后产能转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间点的重合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以较小的代价引进相对于自身更先进的西方技术，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迅速扩大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过程，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比如，1980年，我国工业制品出口额仅90.1亿美元，2009年增长到11384.8亿美元，[3]增长126倍。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的高科技、低污染产业并没有转移到中国。比如今天被人熟知的波音、空客、微软、IBM等重要的跨国公司，只是把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波音、空客的组装甚至最近几年才落户中国。美国、日本的钢铁公司依然在生产中国很少生产甚至不能生产的高端钢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国钢材生产112557.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七成，出口9378万吨，同时又进口1443万吨高端钢材。[4]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处于工业化的重要时期，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需求，就必须加大向自然索取的力度。由于又与发达国家治理污染、转移落后产能、“去工业化”的时间相重叠，一则有利于中国快速发展，二则使中国更快地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生态破坏既有中国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有为满足欧美需求的工业制品出口而造成的生态破坏。这种叠加作用成几何级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仅仅3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形成了发达国家经过200年发展才凸显的生态危机。 

　　（二）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辩证内涵 

　　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我们必须辩证分析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 

　　第一，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发展。虽然发展与污染是一对矛盾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为了生态环境而不发展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人们只能是通过科技进步推动更有效率的发展。从绿色发展理念来说：没有发展的绿色就是贫困和落后，就是继续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国民实际收入仍然非常低，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科技创新乏力，经济增长趋缓。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的矛盾依然非常尖锐。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欧美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周边形势也日益复杂。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困难重重，既有国内调结构的压力，解决生态危机的紧迫，又有发达国家的围堵。只有坚持发展，才能将民众团结起来，只有坚持发展，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形成和谐公正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5]深刻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绿色发展的重视。首先，只有推进绿色发展才能根本解决日益严峻的甚至危及民众生命健康的污染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的生态危机开始大规模集中爆发，不严格治理就不能维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就不能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其次，只有推进绿色发展，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永续发展更有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对自然的掠夺是对立统一存在的，一旦穷尽了对自然界的索取，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当下中国，不少人关注中国自然环境的承受力问题，实则是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担忧。 

　　第三，坚持国内绿色发展与全世界绿色发展相统一，不能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由于中国体量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挑战发达国家的实力，这种情况下，炒作中国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攻击中国甚至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中国必须警惕并防止影响中国发展的别有用心的言论。 

　　首先，仔细界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绿色发展中的责任。全世界已经深刻认识到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端的、高污染的、不可替代的初级或者低级工业制品。同时，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世界生态危机治理中，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不能统筹国内与国际，中国将很难打破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处境，也几乎不可能实现自身的绿色发展。其次，打好舆论战，积极应对国外攻击尤其是国内不良媒体的呼应。打好舆论战，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被外国利用。还必须做好媒体监督工作，对于大肆传播谣言或者借助生态危机蛊惑民心的自媒体要严格管理甚至取缔，要分清正确批评与蛊惑民心的界限。更要提高民众尤其是党媒从业人员的素质，使他们深刻理解生态与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的生态现状。 

　　二、改革开放为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一定的物质、知识、技术储备，为破局生态危机走绿色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发达国家治理生态危机的特点与经验 

　　第一，发达国家进行生态治理并取得成效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实现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大规模推进生态危机治理，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物质发展水平为生态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一并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工业化是发达国家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 

　　通过表1明显发现，1950—1980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迅速，30年间美国GDP总量增长9倍，英国增长15倍，前联邦德国增长39倍，日本更是增长98倍。GDP总量的爆炸式增长也造成主要国家污染日益严重，开始引起政府与民众的重视。当时比较著名的事件有：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12月）、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10月）、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20世纪50—80年代）、日本水俣病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釜山骨痛病事件（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米糠油事件（20世纪60—70年代）、北美死湖酸雨事件（20世纪70—80年代），等等。这些著名的生态危机事件席卷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展迅速，生态危机大事件越多。但是，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逐渐制定并完善了环保法规。主要原因即为社会发展与掠夺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社会发展阶段对生态保护的制约。20世纪前期中期，虽然已经出现较多的环境危机事件，但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依然远远大于民众的健康感受，而且军备竞赛也不允许人们放慢发展速度，同时生态保护的新技术也较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背景已经彻底改变，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治理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表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发达国家GDP总量与人均GDP[6]

　　第二，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治理是科技发展与高排放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保技术飞速发展。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特点，这既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增长点，也使发达国家又一次抓住先进技术，继续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环保产业总产值390亿美元，占其GDP的0.9%，1985—1990年美国环保产业的增长率为5%—12%，1991—1996年下降为1%—5%。2003年美国环境产业的总产值为3010亿美元，30年增长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近7%，而同期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2%—3%，占当年美国GDP的2.74%，实现利润200亿美元，创造利税450亿美元。2008年其环保产业总产值已增长到3157亿美元，吸纳就业人数187万人。2010年该产值达到3570亿美元，吸收就业人数539万人。”[7]这组数字充分说明美国应对生态危机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同时事实也证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好转。由于严苛的法律以及某些大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清醒认识，不少重污染企业也在主动谋求转型。比如美国最大的化学工业企业杜邦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确立了“安全、健康、尊重待人和保护环境”的企业发展理念，逐步退出了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传统化工领域，其核心产业转而进入精细化工和高科技材料方向。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民众的环保运动、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企业自身发展的预期，推动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技术的储备创新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排放产业提供了机遇。这些国家和地区急需大量的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法令执行越来越严格，但是又不能摆脱对高排放产业的需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排放产业或者直接利用高排放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再或者向发展中国家加工订货的模式成为当时的几种选择。 

　　以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技术的“四三方案”计划为例，以上特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从当时的国内背景来看，近十年的社会动乱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不足，甚至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稳定与党的执政，尤其是科学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74年1月，国务院在计委呈交的有关报告的批语中就提到：“从国外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8]同时，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着产能过剩以及转移高排放产业的重大历史选择，再加之与西方关系趋暖，该引进计划最终成行。从该计划的实施及效果来看，引进的设备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再加之5—10年的建设周期，到设备形成规模效益时，已然落后发达国家15年左右。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到，此次引进计划主要是引进设备，对相关的成套技术几乎没有涉及，即便是部分相关软件的引进，也出现了原产权国不出让技术而不得不求助第三国的情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技术，仍然没有根本摆脱“进口生产能力”的偏向。[9]时至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比如中国是高污染高浪费水的各类牛仔裤的生产基地，是高排放低附加值的钢材生产基地，是高污染的电子元件生产基地。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发达国家通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而不是技术或者直接开设工厂，将发展中国家打造为制造业基地，实现了工业污染的转移。由于限制技术转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乏力，并没有通过日益增长的GDP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持续增加物质财富的挑战，这使得在引进西方设备技术时，主动或被动地失去议价能力，无法形成谈判优势。 

　　第三，制定严苛的环保法令、政策并强力执行是生态好转的重要保障。美国工业化以来，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分别为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后期，这说明生态危机早已为人类知晓。但是只有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次环保运动取得重大成效。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法令法规的制定及执行问题。这是由生态危机造成的发展危机日益严峻造成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府主要采取“命令+控制”的环保政策，通过颁行一系列强制性法令，增加环保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刺激环保产业发展。[10]这些环保措施推动了美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比如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等均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此后，美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完善，经济、税收、财政等手段得到更多的利用并推动了环保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美国还设立了不同类型的数量众多的环保组织，以美国的十大环保组织会员数为例，“在1965年还不到50万，1985年升至330万，1990年则达到了720万”。[11]这些环保组织涉及各个领域，经费日益充足，与反环保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不但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不断制度化，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改革开放为中国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第一，改革开放为中国绿色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前所述，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是一对矛盾，作为一穷二白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必然要择其一端而行之。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环境治理，类似于美国前两次环保运动。由于发展压倒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压倒一切，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尚未真正显现，从企业到民众甚至政府都没有对环保事业投入较多精力。时至21世纪，中国已经具备了推动生态危机治理的经济实力，民众、政府甚至企业都开始关注这对矛盾的另一方面。从GDP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来看，2010年为4434美元，2015年为8016美元。如果仅看单纯的名义GDP和人均GDP数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20世纪50—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从实际发展程度以及购买力的角度来计算，也几乎相当于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林毅夫根据国际通用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1968年水平的1/5[12]，虽然与美国差距巨大，但是与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基本处于一个区间内。如果再考虑到中国GDP总量很高，已经发展了较多的高科技企业，有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国企，有了数量庞大的追求生活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些因素的叠加，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与生态的矛盾悖论中进一步关注生态环境，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改革开放为中国绿色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经过30多年的引进、吸收和创新，中国的科技实力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不仅在航天等尖端技术领域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全门类的工业程序中，取得较大进步。以环保技术为例，《水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水专项第一批）收录了7个领域283项先进技术。[13]《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一阶段专利成果汇编》收录了729项发明专利，443项实用新型专利。[14]仅2015年上半年我国就发布各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1890项。[15]以环保产业为例，我国环保企业的数量10年翻四番，从2005年的2764家升至2014年的50234家，产值超过10000亿元，[16]已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被国家寄予厚望，提出到2020年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7]同时，国有大型企业特别重视环保技术创新，在环保与产值上逐渐做到双丰收。以上海宝钢为例，宝钢以建成世界一流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为目标，编制《2013—2018绿色制造发展规划》，不断研发、推广滚筒钢渣处理技术等专有技术或领先节能环保技术，使宝钢成为行业内高能效、低排放的佼佼者。[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资源换经济，以生态环境换技术，以数十年时间达到了主要发达国家20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得了主要发达国家200年的技术发展水平，这成为当代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小结 

　　生态危机治理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前所未有的关注生态环境，为中国当代生态危机治理攻坚提供了保障。从发展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相比较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承受着更多的压力，我们只有坚定信心，才能攻坚克难，实现中国绿色经济的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世界经济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5页。 

　　[2]《世界经济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2—853页。 

　　[3]《2010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社2010年版，第907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 _685799.html。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5年10月29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 1116983078.htm，2015年12月10日。 

　　[6]《世界经济统计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页。 

　　[7]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 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DB/OL］.［2010-10-30］.http：//www.ebiusa.com。赵行姝：《以环境保护创造社会财富——美国发展环保产业的经验》，《中国金融》2006年第19期。 

　　[8]国家计委文件：《关于作好进口成套设备项目建设工作的报告》（1974年1月6日），当代中国研究所档案室档案：740110。转引自林柏：《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与设备历史再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陈慧琴：《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4页。 

　　[10]高明：《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环保产业》2014年第3期。 

　　[11]Benjamin Kline, First along the Riv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an Francisco：Acada Books，2000，p.109. 

　　[12]《对话林毅夫：中国的奇迹》（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2015年3月27日）。 

　　[13]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水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水专项第一批）〉的函》（2015年3月18日）。 

　　[14]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一阶段专利成果汇编〉的函》（2015年4月28日）。 

　　[15]《充分释放环保科技红利——2015年上半年环保科技标准工作综述》，http：//www.mep.gov.cn/xxgk/hjyw/201508/ t20150811_307983.shtml。 

　　[16]《环保行业大数据解读》，http：//finance.qq.com/original/bigdata/huanbao.html。 

　　[17]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0120702-7fb7eac754e1ce1e.html。 

　　[18]《绿色规划和环保承诺》，http：//news.baosteel.com/newscenter/pad/contents/4/10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