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的旗帜，目的就是要寻找最大公约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分别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部署，明确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和法治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目前，学界和理论界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和法治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深入的理论阐释。不过，现有研究中亦存在不足，鲜有研究成果站在中共执政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纵向的大历史维度，特别是从中国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以中国梦为视阈和立足点，基于中共执政的大历史方位，从战略高度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方略，而且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必须解决好这一基本矛盾。这就要把握和运用好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机制。破解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必须运用调整机制。而改革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种机制”的路径。本质上讲，改革是一种调整机制，即通过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既为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发挥动力机制的作用，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平衡机制的作用。[1]在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就是不断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之动力，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不仅在学理层面是如此，在实践层面也是如此。 

　　1.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踏上走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道 

　　以唯物史观来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把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归结为社会结构问题，即既有的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基础、既有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不适应，决定了中国落后于西方，在世界发展浪潮中落伍了。落后就要挨打。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初步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西方大国面前，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基本前提。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追求，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由于没有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教条式的照搬，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遭受重大挫折，却为新时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正反面历史经验，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使中华民族再次踏上走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道。正因如此，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选择外出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去深圳，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因此，从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动力，进一步破解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社会结构问题，使中国重新踏上走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道。 

　　2.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现实问题需要改革 

　　追求安稳，是人类的共性。但是，如果遇到一系列困难，就会倒逼变革。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经过三十年多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增多，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等等。[4]相比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都更大。正如习近平说的，“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5]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已难以奏效，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落后的是经济文化，于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的任务。“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6]，重点是经济现代化。但是，随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四个现代化”不仅没有实现，中国反而大大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执政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这一目标的具体时间。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7]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精神，中共十五大明确把“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纳入建党一百周年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是指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制度管理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全面深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制度、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8]，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科学、规范，方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的可靠保障 

　　从学理上讲，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具体而言，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法治，主要是运用平衡机制，运用法律的手段使各基本要素和部分之间保持协调，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中国，依法治国，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要实现国家各方面事务管理的法治化。建设法治国家，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的目标和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执政党总结历史，把握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目的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 

　　1.总结历史：“搞法制靠得住些” 

　　如何有效治理国家？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度，治国方式也有不同。在古代，也有法治，但更多的是人治，公民权利无法保障，皇权、公权力没有制约。直到近现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现代法治才逐步确立。法治代替人治，是一个历史进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摆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前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作了一些预想，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由于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判断的失误，本应在全国执政后就转向法治，却由于发动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重新回到过去靠政策办事的老路，致使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法制建设出现大倒退。在经历重大挫折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在邓小平最后的政治交代中，再次强调要靠法制，可以看出法制在中共执政方略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2.立足现实：破解法治建设难题的客观要求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法治建设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依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和不文明现象比较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10]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把法治要求贯彻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贯彻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讲，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就是说，要把依法治国渗透到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全方位覆盖国家、政府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此，方能解决法治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3.把握未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从内涵上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1]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构建新的法律法规，增强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依法执政水平，这些也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容和要求。从学理上讲，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具备良法善法，治理主体具备较强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意识，法律能够得到各方遵守，作为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准则，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水平大大提高，法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共同助力中国梦 

　　在发起向中国梦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两次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足见改革与法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战略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把改革与法治统一起来，共同发挥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 

　　1.改革与法治是内在逻辑上的统一 

　　对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存在一种误区。即认为要推进改革，就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因为法律有太多束缚；有的则认为要搞法治，就会影响到改革，就无法放手改革。这两种看法，把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都是片面的。从表面上看，改革主要是“破”，即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打破既有框架；法治主要是“立”，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各方面工作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准则，并且用这些规范和准则约束各方行动者。从这个层面上看，改革与法治有不一致的，侧重点不同。但是，还应该看到，改革不仅仅是“破”，更重要的在于“立”，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而制度，最主要、最重要、最管用的载体就是法律，即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是推进改革的保障。同样，法治不仅仅是“立”，而且有“破”。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更是先要有“破”，正所谓“不破不立”。实行法治，必须破除“人治”思维，破除旧的思想观念，改革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方能制定良法、善法。对中国来说，还必须推进各方面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可以说，各个领域的改革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前提。可见，改革与法治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密不可分。 

　　2.共同推进改革与法治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 

　　从中国发展实践层面看，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把改革与法治一起部署、一起推进，是中国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也明确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的同时，强调法律是国家机构管理企业的手段之一，要加快经济立法，积极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13]中共十三大提出，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4]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抓紧制订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15]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6]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同时，明确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体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方面作了部署。[17]因此，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把改革与法治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共同发挥两者的作用，促进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3.改革与法治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实践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经验，立足现实，统筹推进改革与法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通过的决定是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对于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把改革与法治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推进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规定。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18]；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9]；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20]，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21]；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22]。这些论述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深刻认识到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关系，并且要贯彻到具体的治国理政实践中。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先后召开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这本身就凸显了改革与法治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中的重要地位。改革与法治，是中国发展步入正轨、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尤为重要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经验，立足现实，把握未来，把改革与法治统一起来，使改革与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必将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和提供可靠保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1]韩庆祥、王海滨：《动力、平衡、调整的机制——一种哲学的社会分析框架》，《学习时报》2014年5月12日。 

　　[2]《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21月12日。 

　　[3]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5]《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8]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1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1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1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496页。 

　　[1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页。 

　　[1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8]《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19]《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人民日报》2014年3月1日。 

　　[20]《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8日。 

　　[2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22]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