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坚持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之重要一环，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路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大会取得如此丰硕的历史成果，是与邓小平的运筹帷幄和精心指导分不开的。他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前后后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顺利召开、路线方针的制定和坚持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精心指导大会报告起草，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出一篇好的著作铺路奠基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在1987年第四季度召开中共十三大的决议。其后，十三大的筹备工作相应地展开。起草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报告，是开好党代会的关键，成为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指导意见。这些思想，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确定了主旨，规划了主题，指明了方向，为写出被后来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央决定召开中共十三大后，报告起草班子很快就组织起来。从1986年10 月上旬开始，由19人组成的报告起草组即连续召开一系列有党内领导、理论家、各工作部门和各地方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很快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成为主导性意见”。12月4日，起草组讨论报告起草提纲，按胡耀邦的意见将报告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写过去9年的成就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第二块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分10个方面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块写党的建设。[1] 

　　1987年1月中旬，胡耀邦辞去中央总书记。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就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由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具体负责，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为指导好报告的起草工作，2月6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等人谈了自己对十三大报告的构想。他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2]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指出了报告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国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和思想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这就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指明了方向。 

　　遵循邓小平对报告起草的思路，自1987年2月底到3月中旬，中央反复讨论了报告的思路、结构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3月21日，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报告的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四天之后他亲笔批示：“这个设计好。”[3] 

　　既然邓小平认为“这个设计好”，那么，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稍后，以邓小平批准的方案为基础，起草组开始动笔。为加快报告起草的进度，4月28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等人谈话。当赵紫阳向他汇报反自由化中遇到的问题和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工作时，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他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报告起草和修改期间，邓小平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确定为报告的基调，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为报告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基础。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客人时说：“十三大要进一步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更加肯定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如果说有更新的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4]6月4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邓小平说：“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5]对于通过十三大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事，邓小平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在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时，他又说道：“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更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6]14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指出：“八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相适应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许多事情。政治体制不改革，官僚主义就消除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7]8月29日，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邓小平再次指出：“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8] 9月5日，在会见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时，他又一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9]邓小平上述谈话的要旨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完善奠定基础，指明了方向，为写出一篇好的著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起草小组人员的不懈努力，十三大报告起草进展顺利。5月，十三大报告的初稿完成。稍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中央书记处于7月在北戴河就第三稿进行讨论。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形成了报告第四稿，随即发到党内外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也有序推进。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数易其稿，最后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9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三大报告稿的修改稿（第五稿），并原则通过。邓小平在看了报告稿以后也说：“报告看了。没意见。写得好！”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次修改，形成第六稿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全会认真讨论后，又修改了150多处，并决定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样形成了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 

　　大会期间，根据代表团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关人员又对报告作了数十处修改，并获得一致通过。报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这份令老百姓高兴、理论界振奋的历史性报告，也让邓小平甚为欣慰，认为“是集体创作的，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务院总理李根模时，还称赞道：“……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十三大报告肯定这9年是搞对了，对过去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10] 

　　二、高瞻远瞩，提出领导层逐步年轻化的思想；率先垂范退出中央委员会，为干部新老交替和领导层的年轻化做出突出贡献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为突破口，揭开了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序幕。其后按照干部“四化”为标准，自上而下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11]，取得了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约90万名老干部退居二、三线；二是8万多名有知识、懂业务、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12]。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打开，干部队伍在年轻化和知识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5年9月，党中央先后召开十二届四中全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131位老干部分别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中央委员56名、候补中央委员35名、中顾委委员56名、中纪委委员31名。[13]经过这次调整，进一步加快了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进程。 

　　在充分肯定十二大以后对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两轮调整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上述调整主要是针对省部级及其以下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高层领导的年轻化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1986年9月出席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本届政治局常委中，除赵紫阳（67岁）还算年轻外，多数常委都在70岁以上。[14]随着对政治体制改革探讨的不断深入，“领导层将更加年轻化一些”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邓小平更是多次阐述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性，并力推此项工作。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老党，领导层里老年人比较多，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行。……要力求做到逐步年轻化，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相应地还有国家机构的领导成员，要年轻化。”[15]“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首要任务是寻找新的、年轻的接替人，因为这关系到政治、政策长期稳定的问题。”[16]当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时，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17]在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时，他说：“我们领导层年轻化大体需要十年，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政治人才起来。”[18]有鉴于此，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年龄老化的背景下，能否通过党代会使党的领导层更年轻化一些，更是邓小平甚为关注的问题，也必然成为十三大的一项重要议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十三大在中央高层年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 

　　提名中央层的领导人选，是十三大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为实现领导层年轻化和促进新老交替，十三大人事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年龄在66岁以上（含66岁）的，一般不再提名。[19]根据邓小平“要组织一个好的政治局，多数是50岁至60岁之间的，40岁的更好”[20]、形成年龄梯次结构的设想，由邓小平主持的人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打破以往等额提名候选人的办法，三个委员会中，除中顾委委员仍然等额提名外，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均按一定的差额比例推荐。这一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和选举人意志的提名制度改革，打开了党代会“两委”实行差额预选的大门，“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经差额预选进入候选人名单，为实现新老交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设想和办法在十三大上得到很好贯彻和落实。1987年10月27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将中央政治局建议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预选名单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差额预选产生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等选举事项。经过两天酝酿，10月29日上午和30日上午，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提出中顾委委员候选人名单。31日，各代表团又酝酿并通过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11月1日上午，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方式选出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110 名、中顾委委员200名、中纪委委员69名。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其组成是否年轻富有活力，是判断党是否有力量的重要标志”。大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5.2岁，比十二届当选时的平均年龄降低了3.9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总数46.3％，比上届提高19.5％。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209人，占总数的73.3％，比上届提高17.9％；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57人，占总数的20％，比上届提高6％。[21]有150名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未再进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由此，中央委员会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由十二届一中全会时的73.8岁下降到63.6岁；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为64.1岁，远低于十二大选出的政治局（71岁）[22]，表明了中央高层干部年轻化的有序推行。 

　　十三大在中央高层年轻化方面取得的新进步，引起了当时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他们赞扬中央委员会成员减少和年轻化，指出这反映了中共为提高效率而做出的努力，将对精简机构起示范作用。一批年富力强勇于改革的新领导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增加了新鲜血液，为中国的改革“注入了青春活力”，“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和加速（中国）的改革和开放。”[23]对十三大新老干部的交替，西班牙《阿贝塞报》指出：“中国的新老交替现在迈出了一大步。这些新的领导人中的大部分是经济和生产方面的专家。中共十三大表明，改革进入了一个起飞的阶段，主张改革的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十三大选出的新干部，将担负起这个国家在下世纪实现现代化奠定政治经济基础的使命。这种现代化将把这个亚洲巨人推上发达国家的地位。”[24]十三大在中央高层新老交替和年轻化方面取得的历史进步是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率先垂范和极力推动分不开的。对此，国外舆论给予很高评价，土耳其《每日新闻》指出：“邓小平以辞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再次显示了伟大的品质。了不起的是，邓作为中国激进经济改革的设计师，说服了中央委员会别的领导人一起退下来，为年轻一代的上升开辟道路。邓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的半退休的行动应该对所有世界领导人，特别对于社会主义集团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榜样。”[25] 

　　三、排除干扰，坚持和捍卫十三大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中共十三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不仅总结了改革开放9年来的经验，还提出了奠定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理论和路线。对于这次大会的贡献，邓小平在大会开过后不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他还说：“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26] 

　　然而，十三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并不平坦。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1989年5、6月份北京发生了一场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政治风波。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下，中央迅速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后，全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不正确？中共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不对？对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怎么看？凡此种种，成为全国人民以至世界瞩目的问题，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大问题。 

　　在此重要关头，邓小平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们没有错，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他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27]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强调：“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28]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29]同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客人时再次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30] 

　　邓小平上述讲话，是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改变，还有些人对这场政治风波为什么会发生仍感到困惑。他的这番话，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帮助大家认识这场政治风波的实质，认识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惊涛骇浪的历史关头把握住了正确的航向，并且这种态度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告，使很多人的心安定了下来。在经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头来看，更能看到它所产生的影响多么深远。总之，邓小平坚持和捍卫了十三大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302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174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9~1190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3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9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6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11]中共中央党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1页。 

　　[12]彭穗宁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09页。 

　　[13]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7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6人，分别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1982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时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为73.8岁。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6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6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5页。 

　　[19]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1921~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页。 

　　[21]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7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22]寇建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变：制度化与权力转移（1979~2004）》，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6页。 

　　[23]万启智：《世界舆论高度评价中共十三大》，《瞭望周刊》1987年第45期。 

　　[24]《中国的新纪元——国外舆论对中共十三大的反应》，《国际展望》1987年22期。 

　　[25]《中国的新纪元——国外舆论对中共十三大的反应》，《国际展望》1987年22期。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7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7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346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2~1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