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结伴同行、相互促进，其中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改革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总是随着实践发展进行深刻思考并作出精辟论述，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我国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四三方案”，合同总金额达43亿美元。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是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上升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个大政策。这些实践对于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竞争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深刻阐述了我国开放与改革的关系，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改革需要继续开放。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为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动力，鲜明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为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带动效应和倒逼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要求我们“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1]。随着党在“以开放促改革”理论认识上的发展，我们不仅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开放的带动效应和倒逼机制，为国内改革构建了动力、明确了目标、开辟了道路，从而开创了全球范围内以开放促体制转型的成功范例。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以经济特区为先导，通过渐进式区域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邓小平同志在谋划我国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时候，十分注重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从“杀出一条血路来”[2]到“改革需要开放”[3]，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开放对于改革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根据这一思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以开放促改革”实践贯穿的主线是通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等渐进式区域开放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带动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 

　　1.把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重要试验场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杀出一条血路来”[4]，就是要利用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对外开放试点，突破国内集中性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与束缚，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突破的基本方式就是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设立经济特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产生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经济模式在空间上和体制上的突破，比如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制、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使用干部采取聘用制、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建立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具体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成都在内地推广，给了全国改革以巨大影响和推动。有些只适宜在特区进行的改革，在思路上也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2.通过渐进式区域开放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 

　　在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并逐渐显现出突破口作用之后，我国又于1984年设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他沿海市县，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逐步推进，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延伸，以开放促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开放与改革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经济改革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谷牧回忆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开放与改革的结合。”“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国务院推出的每项开放重大举措，都含有丰富的改革内容，都是深刻的改革课题，结果都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使之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前进。”[5]开放使我们得以向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使我们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需要继续开放”的意义之　

　　所在。 

　　二、从十四大到十六大：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通过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攻坚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坚持渐进式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径，“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6]。二是形成开放倒逼改革机制。“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严峻的考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经济运行规则和环境等，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7]根据这一思想，20世纪90年代，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大格局，并通过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倒逼国内改革，使之成为我国继区域开放后一条以开放促改革的　

　　新主线。 

　　1.通过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形成全国范围内以开放促改革的大格局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要求，为了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对外开放成果，更深入地发挥中心城市和重要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抓手，在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高潮，其具体表现是：一是尽可能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沿海推进到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新格局。二是尽可能提高质量。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出口结构”。[8]在利用外资方面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9]。对经济特区，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10]的新要求，等等。三是采取一些重大举措，比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四个中心”建设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其作为国内外市场门户的作用。这些举措在实践中形成了全国范围内以开放促改革的大格局。 

　　2.把握历史机遇积极争取“入世”，以压力换动力、以开放促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从实践上看，中国“复关”—“入世”历时15年的谈判历程，既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历史，也是中国用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发达市场经济规则对照自己体制，明确改革目标的过程。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正说明了这一点。1988~1990年我国以外贸承包制为基础，着力建设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1991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出口财政补贴，基本上完成了出口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复关”—“入世”谈判需要，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进入以进口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我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并规范关税和非关税措施。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1998年以后，中央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策略，并大力推进“大通关”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到90年代后期，我国外贸体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率先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外贸体制基本框架。从很大意义上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变压力为动力，以开放促改革。对此，中共十六大报告给予充分肯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11] 

　　三、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兑现“入世”承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国内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面对兑现“入世”承诺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压力，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动力，推动了新一轮的制度变革。 

　　1. 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下，我们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对改革进行了全方位推进。 

　　政府职能的改革是“入世”后中国体制改革的首要方面。“入世”的挑战首先是对政府职能的挑战，政府改革成为入世后中国改革的一大主题。为了兑现“入世”承诺，同时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条件，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 

　　重点对金融、银行、保险和贸易流通领域等难度最大、对全局最具影响力的部门进行了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在我国“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内全面展开，其动力就在于开放带来的强大危机感。 

　　大规模修改和创制了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我们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二千三百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十九万多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12]这些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些成员对中国是否能切实履行承诺曾经抱有疑虑，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承诺于2010年全部履行完毕，我们以实际行动得到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 

　　2.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国内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空前严峻。 危机发生后，党中央指出危机在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开发利用海外能源资源、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 也就是说，这次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动力，其关键在于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要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推进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13]。 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时，中央作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的判断。根据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和部署，我们紧紧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症结，对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原油成品油进口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面作出了具体安排。 

　　四、十八大以来：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央认为以开放促改革仍然空间很大、潜力很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做到“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要“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14]。将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着眼点放在“以开放促改革”上，显示出中央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增加改革动力的基本思路。 

　　1.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平台，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上海杨高路挂牌，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基本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浓缩了中国内部和外部、政府和市场等多重关系的改革。比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项目为负面清单，改革的任务就是把负面清单变得越来越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过多次指示，强调上海自贸区“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15]；强调上海自贸区要“把扩大开放同改革体制结合起来，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结合起来”[16]。这块面积仅有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正成为撬动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2.以加快区域经济合作为抓手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 

　　面对新一轮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挑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应对，着力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首先，积极维护和推动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深度参与者，迫切需要有持续稳定的外部良好环境，有可预测的国际规则和行动前景。党中央认为，现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是最符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选择，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内外重大场合表态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为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作出不懈努力。 

　　其次，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升级。党的十七大首次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提出来，指出要“实施自贸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17]。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8]。十八大以来，我国正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3.建设“一带一路”以构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 

　　从国内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新的合作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丰富市场形式、扩充市场功能、完善市场机制，并显著提升交易的广度、深度和规模，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五、新时期“以开放促改革”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历程对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以渐进式开放成就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径　

　　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以中心城市和重要区域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带动整体创新，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渐进式开放，避免了盲目全面开放的外部冲击，使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更为顺利和富有成效。当前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推行起来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通过渐进式开放推动渐进式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个积极有效的路径。 

　　2.把握好制度变迁与对外开放之间的恰当分寸 

　　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较好地把握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之间的恰当分寸，从而赢得了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从宏观层面看，在非国有经济没有在经济总量中占重要地位以前，在国内价格与汇率机制的改革没有基本到位之前，我们没有迅速放开对国内价格的管制和推进贸易自由化，从而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微观主体的能力看，在企业竞争力有明显提升之前，全面开放会对企业造成过强冲击，我们通过分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逐步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经验的取得，对于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改革发展的主动 

　　任何转型过程中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存在着一个调整国内体制与开放程度的机遇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比如说，中国在设立4个经济特区，随后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际，正面临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机遇。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了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政策与体制环境，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再比如，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国际背景，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的攻坚，为我们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维护自身利益争取了主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正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具体表现。 

　　4.不断增强“以开放促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再开阔一些就可以发现，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一个社会稳定久了，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最终演变成继续变革的阻力。此时，引进外力推动改革就成为一个有效途径。如今，中国改革时间跨度已达三十多年，但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各方面的改革进展很不平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比如，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垄断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服务业领域准入壁垒仍然较多，资源环境等价格形成机制尚未理顺，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再比如说，如何使国内体制、经济与社会、环境保护政策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既是当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十八大后我国如何扩大开放需要解决的新课题。面对这些阻力和问题，只有进一步提高“以开放促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未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既需要加大力度从内部推动改革，也迫切需要扩大开放来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必将有力推动国内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从而实现“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目标。 

　　[1]《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人民日报》2013年3月6日。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5]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7]《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页。 

　　[8]《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9]《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0]《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 

　　[1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7页。 

　　[1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页。 

　　[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页。 

　　[1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16]《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8]《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