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初步开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了三次大论争。通过这些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阐明和突出强调了以下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基本原则的选择、确立和坚持，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科学概括和明确揭示“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主义相互激荡，时人开口闭口不离主义，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最流行的话语。这让信奉实用主义的胡适感到不满，于是他违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在文中劈头就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奉劝舆论界：“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在胡适看来，所谓“根本解决”的主张，“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1]胡适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有一股不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空谈之风。不过他批评的矛头不在此，而是借反对空谈各种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实。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明确指出：“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说，这“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2]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公开宣称：“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在他眼中，问题与主义有着不能分离的关系，一方面，研究问题要有主义作指导，“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另一方面，宣传主义不能脱离实际的运动，“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样，李大钊不但阐明了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初步表达了主义要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思想，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革命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3] 

　　李大钊的文章刊出后，胡适并无休战之意，又相继发表文章，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李大钊则进一步加以批驳。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参与进来。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思想论争。在论争中，胡适口口声声反对人们谈论主义，实际上并非反对所有的主义。他所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实用主义，他不但不反对，而且大加宣扬。这时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尚存不足，但他们运用新学的科学理论，批驳了胡适等人的实用主义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真谛。这场论争的实质，与其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毋宁说是主义与主义之争，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是用实用主义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之争，是用改良方法还是用革命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争。这场论争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推动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和改造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后果，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阵营开始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以民主主义者身份掀起新文化运动、向着封建主义堡垒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并肩战斗、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民主主义者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地运用它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仍然在旧民主主义阶段徘徊。他们因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二、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在英国兴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不改变现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生产自治和产业民主，由国家负责产品的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实现劳资和谐和劳动者的解放。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于1920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的讲演引起张东荪的共鸣，并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简评，对罗素的观点表示赞同。张文的发表，拉开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序幕。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集中了先前讨论的文章，使得早前仅限于小圈子的议论一下子变成公开的热门话题。为支持张的观点，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进行呼应，并作了系统发挥。由于梁名气大，他的参战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莫大的鼓舞。 

　　为了批判张、梁等人的言论，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先驱》等进步刊物为阵地，纷纷撰文予以回击。第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开发实业说到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如何开发实业？张东荪指出：“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理论家自居的梁启超，认为：“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可以看出，张、梁开出的药方如出一辙：求诸资本主义开发实业。针对上述观点，陈望道指出，所谓“开发实业”的主张，实际上是“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4]。施存统认为，张东荪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蔡和森说：“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5]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道路。张东荪关于中国应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手段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其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暴露无遗。陈独秀说：中国若“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6]如果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根本道路。李达认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7] 

　　第三，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张东荪认为：“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所以“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梁启超也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针对该观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弊病的揭露，认为中国趁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时候，为了避免它所带来的恶果，应当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李达指出，中国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可以步入社会主义，“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8]陈独秀也指出：“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9] 

　　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前后持续一年多。在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指明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通过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温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原则界限，锻炼和提高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暴露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正确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这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国情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不懂得张、梁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 

　　三、关于无政府主义之争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反封建反军阀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十月革命后，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反马克思主义一面。1919年5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曲解和诋毁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区声白以通信方式，三次致信陈独秀，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的“四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矛头直指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1）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产的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10]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复辟的可能，无产阶级专政自然没有必要存在。（2）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强权压制自由、干涉个人的后果。他们断言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专制”；污蔑布尔什维克“是要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质上干涉个人到精神上”，从而导致社会退步。 

　　面对黄、区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陈独秀、李达、李大钊、施存统、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进行回应。第一，揭示了国家的实质。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观点，陈独秀批判道：“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11]施存统也指出：“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一天一天失去效用。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12]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无政府主义者既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削阶级专政之间的根本区别，也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阶级、消灭国家问题上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二，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革命成果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应该立即放弃政权，因为“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13]（2）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成为重要任务。“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14]（3）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切形式的政治统治，最后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15]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区别，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主要任务。无政府主义由于理论基础的贫乏和实践基础的薄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批评一再表示反对，但终究没有作出像样的回答，甚至也没有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那么撰写过像样的文章进行反驳，结果自然也没有挑起像样的论战。这样，马克思主义取得论争的完全胜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对无政府主义论争的胜利，对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给大批激进青年清晰地指明了改造社会的前进方向和正确道路，这就是：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同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四、三次论争与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通过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的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揭示和阐明了三大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如此，在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揭示和阐述了第四大原则：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中，已经触及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张东荪认为：“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这是说真正劳动者的国家之组织尚早。”[16]在张东荪看来，中国实业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极少，更谈不上阶级的觉悟，自然缺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如果没有具备俄国劳农革命的条件却要进行劳农革命，这是逾越阶段，只能是伪赤化。针对张东荪的挑衅，陈独秀说，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7]在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了在中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在无政府主义论争中，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再次成为论争双方的议题。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组建自己的政党，陈独秀在给黄凌霜的信中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18]李达指出：“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19]旅欧的蔡和森提出，必须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20]从论述中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坚决地主张在中国创建共产党。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从理论上驳斥了有关中国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调，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问题，论证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实践，向无产阶级灌输关于组织整个阶级力量、建立党组织，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无产阶级觉悟，帮助建立工会组织等，使广大无产阶级团结在共产党早期组织周围，清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如北京、广东等党的早期组织为保持自身队伍的纯洁性，在创建过程中将无政府主义者清理了出去，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总之，伴随着几次论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程的加快，在中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从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讨论在中国筹建无产阶级政党，到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外相继建立起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再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间历时一年多。这一时间跨度，适逢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酣战之时。两者看似巧合，实非偶然，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提出的重大实践课题，也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和时代高度给予科学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免不了需要直面非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不解、误解和曲解。唯其如此，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于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其历史必然性问题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三大论争结出的最大硕果。 

　　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揭示和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原则为新时期邓小平概括“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最初的雏形。众所周知，“四项基本原则”命题是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次明确概括出来的，他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1]“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遵循的基本准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22]这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是改革开放后才被正式提出，但其思想基础在此之前就已经明确下来了。问题在于，这一思想基础是何时奠定的？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奠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23]这一观点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它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通过对1920年前后有关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争的考察与梳理，笔者认为，这一思想理论基础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大体确立，三大论争已经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作了最初的奠基。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1]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294页。 

　　[2]《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3]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89、191页。 

　　[4]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245、698页。 

　　[5]《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页。 

　　[6]《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7]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4页。 

　　[8]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5、247、712页。 

　　[9]《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10]《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1]《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1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3]《蔡和森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1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1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16]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0页。 

　　[17]《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18]《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65页。 

　　[1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134页。 

　　[20]《蔡和森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23]梁柱：《毛泽东奠定立国之本的思想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