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始终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探索。改革开放又反过来对上述回答和探索作出贡献、发挥促进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然而，对于这一特点和经验学术界注意得还不够，总结得也不多。 

　　本文拟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的探索为切入点，探讨它与改革开放起步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前30年的挫折促使认识到必须探索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关系重大。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技革命的大发展，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大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发展，以及核武器的大发展，使得世界政治经济逐步进入维护和平与争取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刺激下，在不损害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对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危机，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延缓了灭亡的命运。 

　　这样，世界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存的局面。局部战争和个别国家的革命虽时有发生，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冲突趋向缓和，维护和平与争取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成了时代主旋律。各种制度和类型的国家，都在力图适应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国内社会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把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稳定和加速经济发展，努力改善民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当作中心任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由此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开始跻身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借鉴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文明成果，但由于认识不深刻，把握不准确，行动不坚决，产生的效果也很不明显。不仅如此，即使有限的改革也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引发激烈争论，致使改革裹足不前，终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严重社会危机，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 

　　中国的做法跟上述国家很不一样，结果也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真正领导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从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和鉴戒苏联经验中提出要正确处理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和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二年，即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些都标志着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开始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 

　　然而，此时共产党人执政时间毕竟不长，对中国国情认识、对社会主义认识只是刚刚开始，很容易受国内外一些突发事件的干扰而偏离正确的轨道。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打断了1956年探索进程，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阶级斗争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问题被无限期推迟。 

　　反右派斗争虽然一度打断了探索进程，但党领导的探索并没有停下脚步。然而，接下来的探索留下更多的是教训。突出的有： 

　　一是试图依靠群众运动搞建设。毛泽东就提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1]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领导人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原本希望早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却出现了空前的灾难。 

　　二是通过狠抓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经受“大跃进”挫折后，毛泽东更多地强调搞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可以现在讲起，年年讲，月月讲。进一步发展就走到了“文化大革命”，一步步将整个社会推入阶级斗争的旋涡。 

　　三是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等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中毛泽东“五·七”指示信和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也都体现着对没有差别、具有浓厚空想色彩社会的执着追求。 

　　总之，经过近30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不前状态。邓小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认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之所以没有解决好，就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推动改革开放起步和不断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再次复出就着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推动思想解放，突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4]1980年，他明确强调：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5]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认识和党中央相应的决策推动着改革开放大船扬帆启航。 

　　然而，改革开放起步并不容易。此时，广大干部群众仍是满脑袋框框，手脚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开好头，起好步，就需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都有一个逐步展示、实现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过程。此时，经过走出国门看世界，有了比较，有了鉴别，党和人民开始对社会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邓小平最先将这些共识凝结成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实现一系列突破。 

　　一是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突破。解放近30年，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为改变这一切提供了可能。农村首先出现包产到户。1980年4、5月间，在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两次谈话，支持实行包产到户改革。邓小平强调，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一谈话以发展生产为武器推动了农村改革的突破。 

　　二是推动在雇工问题上实现突破。在传统观念看来，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随着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发展，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形式逐步发展起来。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阻碍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几次发表讲话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在邓小平大力支持下，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些规定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三是推动在特区建设问题上实现突破。特区自1980年建立以后饱受责难和非议。在特区建设艰难推进之际，邓小平于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广州、上海。途中分别讲到“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发展。在讲话的推动下，中央作出进一步开放的决策，使特区建设和对外开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推动许多具体领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党在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决策。这一决策大约分为以下两步。 

　　第一步，推动20世纪80年代作出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并就增强企业活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部署。由此，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第二步，推动20世纪90年代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发生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改革发展需要实现新突破的情况下，邓小平特别提出这一问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下，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奠定的基础上迈出了更快和更大的步伐，开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首先就需要发展生产力，进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无从谈起，其他一切也都成了空谈。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基于这样的深层思考，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正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武器，成为党领导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的法宝。 

　　三、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起步和发展。改革开放的发展，反过来又对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首先把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发展生产力有过清醒认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6]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并没有做到始终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党的领导人花了太多的精力抓革命了。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大力扭转上述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并将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 

　　1980年，在农村改革酝酿突破，经济特区刚刚建立之际，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进行了集中阐述，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将这些阐述收集到一起以“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作为标题。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7]这就将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邓小平支持下，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各项改革渐次展开，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这一切，更加坚定了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决心。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作了10个方面的概括，其中第一点就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经济增长一度有所下滑。邓小平很关心。他强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更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改变了建国后曾经一度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将发展生产力摆到优先位置。 

　　（二）强调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后，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其他改革渐次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改革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发展展示了美好前景。 

　　邓小平对改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11月，他指出：“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9]1985年，党中央又相继作出关于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还强调，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0]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 

　　同时，这些阐述也给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以强有力的支持。 

　　（三）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过去怕富，担心富了变修，长期搞平均主义，结果共同贫穷。为了摆脱贫穷，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这是全新的思想。由此，党制定一系列政策，引导人民踏上致富之路。 

　　在提出和制定这一政策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要共同致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分人真的开始先富起来，社会上的议论也多了起来。邓小平更加关注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一方面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不搞平均主义。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2]并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着重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思考和政策主张，一方面推动改革开放作出新决策，另一方面为完整阐述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很好准备。 

　　1992年春天，乍暖还寒之时。从国内看，治理整顿结束、“七五”计划完成，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复杂局面，有效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同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疑问。从国际看，冷战结束世界出现大变动、大改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为我国加入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格局提供了机遇。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也完整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完整阐述意义十分重大。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总结的，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14]。 

　　四、结束语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许多成绩，但一度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新境界。抚今追夕，邓小平在1978年发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警告犹在耳边，它提醒人们思想解放的重要，改革开放的重要。 

　　现在，我国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越往纵深推进，面临的矛盾越复杂，为解决这些复杂矛盾、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领导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未来”。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本质探索，都需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二是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尤其需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需要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三是必须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完整阐述社会主义本质已经过去20多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新发展。现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来到新的重要关头。改革开放要实现新的突破新的发展，需要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继续有新的探索、新的认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页。 

　　[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页。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