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中国，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依然笼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中，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的工作依然在混沌中进行，老百姓依然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希望在哪里？”但希望的曙光就在这一年出现了：1975年初，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副总理等职务[1]；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2]，为邓小平主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拉开了帷幕。这次整顿从军队开始，扩及铁路、钢铁、工矿企业、科技、文艺等各领域，教育整顿也随之悄然兴起。 

　　一、教育整顿的缘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界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十年浩劫中遭受重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我国教育领域矛盾重重：在行政领导权上，“知识分子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夺权斗争此起彼伏；在教学体制和办学模式上，存在“关门办学”和“开门办学”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以“书本知识”还是“实践经验”为主要学习对象成为争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师生关系上，坚持“师道尊严”还是以“革命战友”关系相处成为矛盾之一；在考试方法上，“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的矛盾愈演愈烈；在招生制度上，主张“文化考查”与实行“四大步骤”两种主张争论不休；在毕业分配问题上，是“镀金回城”还是“下乡扎根”存在显著矛盾；等等。[3]这些矛盾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乱象重生：“白卷英雄事件”、“小学生日记事件”、“王亚卓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等一系列扰乱教育秩序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真实地反映了“教育革命”不仅没能实现“天下大治”的夙愿，反倒严重破坏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教育理念，大大降低了我国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 

　　久乱思治。经历了十年摧残的广大教育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由衷地期盼能有一个安静祥和的读书环境，能够通过学习来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和谐。邓小平主持、周荣鑫主抓的1975年教育整顿就在这样的期盼中呼之欲出了。 

　　二、教育整顿的过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在文化领域进行、以教育和学校为主战场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伊始，教育部门就被“四人帮”等反动力量把持，学校成为“文化革命”的“重灾区”，教师和学生成为被打压的首批对象，大量教师被打倒，众多教育界人士被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记载：在教育界，仅教育部直属单位和17个省市高校，受诬陷、迫害的人数就达到14.2万之多，著名学者熊庆来、翦伯赞等就在其中[4]。其中幸运的人到“文革”结束时被释放，不幸的人则直接被批斗致疯、致死。 

　　教育整顿是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中绕不开的环节。1975年3月8日，邓小平同叶飞谈话时指出，“目前我首先要抓铁路、钢铁、煤炭、军工，还有教育。”[5]可见，邓小平早就开始考虑教育整顿问题，只是迫于现实顾虑，着手教育整顿的步伐相对迟缓。9月19日，他在会见胡乔木时强调，“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6]这里所说的“文教”就是指的文化教育，教育整顿从此进入实施阶段。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等人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提出，科技工作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7]发展高等教育成为解决科技问题的突破口，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教育整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1975年5月，教育部长周荣鑫就着手准备教育整顿与改革事宜。他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对教育领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工作围绕以下主题展开：如何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建国后17年的教育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否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调查，周荣鑫了解到教育界问题严重，倍感痛心，深感责任重大。随后，周荣鑫先后多次发表针对性极强的讲话，明确表示教育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他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上，并非学校领导的问题，更不是教师的问题。[8]他义正词严的讲话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与共鸣，教育界人士普遍感叹“这回教育有救了”。在周荣鑫的带领下，教育界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抵制住了来自“四人帮”的错误宣传，出现了教育部及相关报刊一度停止宣传“朝农经验”的可喜景象。 

　　1975年的教育整顿，严格来说，以9月15日邓小平明确提出“教育也要整顿”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 

　　第一阶段（即1975年5月至9月）的工作主要由周荣鑫牵头，在隐蔽状态下进行。1971年《纪要》中所提出的“两个估计”[10]就像一把利剑，悬在教育界每个人头顶，窒息着整个教育界的空气。经实地调查后，周荣鑫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责任应归咎于教育部门的领导，因此，教育整顿首先要整顿的是教育思想。为此，周荣鑫等人深入扎实地做了以下三件事情：一是认真学习，深化认识。周荣鑫组织教育部内部各单位认真总结，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指示，深刻理解中央精神。二是调查研究，澄清问题。周荣鑫等人有计划地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细致入微地了解情况，就教育方面的重大是非问题与各级领导和各界同仁交换意见，力求划清界限。三是办好刊物，搭建平台。创刊于1972年的内部刊物《教育革命通讯》为教育讨论与交流搭建好平台，引导教育战线分清是非，廓清迷雾，划清界限，营造良好的风气和氛围。 

　　第二阶段从1975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也要整顿”的论断开始。周荣鑫前期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和整理为邓小平着手教育整顿奠定了基础。1975年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指出，“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11]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倡导整顿教育，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为了重新确立教育基础性地位的需要。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详细听取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12]他还指出“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13]。10月4日，邓小平明确批评林彪、“四人帮”没有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以学校教育为例加以说明，从而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邓小平的多次讲话清晰地展示了他关于教育整顿的主旨思想：一是要凸显教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主张办好大学，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三是重视教师的作用，突出教师的地位，倡导提高教师的劳动积极性。[14] 

　　教育部长周荣鑫和副部长李琦等鉴于教育部内部情况复杂，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将教育战线的问题如实向中央领导汇报，故在隐蔽状态下，亲自主抓、找人单独谈话，由方玄初执笔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是邓小平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然而，理性的设想在非理性的时代也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推进到第三稿时，刘冰等人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的事件发生了，“四人帮”借用这个机会大肆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就此夭折。尽管该《汇报提纲》没能付诸实践，但教育整顿精神的春风已经在教育界不胫而走，教育界人士奔走相告，倍受鼓舞。“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股逆流的袭来，使得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教育部长周荣鑫则于1976年4月13被批斗致死。1975年教育整顿就此告一段落。 

　　三、教育整顿的特征 

　　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思考，邓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点放在了交通系统和经济领域，力图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形势，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界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其领导权一直把持在“四人帮”及“左”倾“黑干将”手里，受“左”倾思想影响深重。对教育界开刀，就意味着对“左”倾思想开刀，就意味着与“文化大革命”的基调针锋相对，因此，教育整顿比其他领域整顿显得更复杂、更艰难，并由此呈现出不同于其他领域整顿的特征。 

　　（一）隐秘性 

　　尽管早在1975年3月邓小平就已经明确了“教育也要整顿”的思想，却迟迟未能付诸实践，而只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的准备工作。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副部长李琦等开始在教育领域着手调查研究。从5月到9月初，他们由内而外组织召开了人数和规模不等的各类座谈会和讨论会，围绕教育基础理论问题收集基层意见，诸如：教育与经济基础是否相适应的问题、当前知识分子的主流问题、大学人才培养目标问题、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问题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与探讨，教育界的现实难题及破解对策在酝酿中萌生。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编撰和起草工作也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的。起草该《汇报提纲》的目的旨在让中央领导了解教育界的真实情况。其起草在隐秘状态下由周荣鑫和李琦主抓，他们通过调查走访、个别访谈等途径收集到教育界人士的中肯意见和真实想法，由方玄初执笔。尽管该《汇报提纲》没能付诸实施，但却在教育界刮起了一阵暖心的春风，起到了思想引领的作用。 

　　（二）敏感性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标之一。[15]“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界一直是重灾区：从高校到中小学，常规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日常的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和继续接受教育，升学和就业的矛盾成为摆在广大青年学生面前的现实困境。积极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遭遇严重挫折；各级各类学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和学者们大多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而被打倒。他们或是蹲牛棚，或是进“五七”干校，或是在批斗中致死，灾难深重。此处仅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进行不完全统计（见表1） 

　　表1　红卫兵“文革”期间抄家数据统计

　　资料来源：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另据材料统计，在当时的成就卓越的学者、专家、教授被批斗的不仅限于教育界，其他各个部门均灾难深重。具体数据如表2。 

　　表2　文化界受批斗情况汇总表

　　资料来源：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321页。 

　　教育领导权一直被“四人帮”主持下的“左”倾思想支持者把持着，教育界的任何风吹草动带来的都是牵一发而引起大矛盾的后果。所以，教育整顿是一条敏感的神经，尽管大家都能意识到其错误，意识到需要严加整顿，却难以下手；也正是因为其敏感性，致使1975年全面整顿因教育整顿而夭折；也还是由于其敏感性，上任不到一年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打倒，并于1976年4月13日在教育部办公室中被批斗致死。 

　　（三）滞后性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其首要目标不在于教育整顿，他是希望通过对铁路交通系统的恢复和工业企业的整顿来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基于此种考虑，全面整顿的起点始于铁路交通系统的整顿，直到军队、铁路、工矿企业等领域的整顿初见成效后，邓小平才明确提出了“教育也要整顿”的主张。由此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整顿在整个1975年整顿中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这种滞后性又是必然的，它是由各种原因综合促成的。 

　　（四）开创性 

　　教育整顿之所以隐秘、滞后、敏感，都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作，这一特性决定了对其整顿的艰难与复杂的程度远胜于其他领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兴则民族强，教育衰则民族弱。站在时代的拐点，回望教育发展道路上的崎岖与坎坷，作为负责任的领导者和战略家，邓小平深感大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为了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邓小平果敢地提出破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制度，积极倡导从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16]他不仅明确了招生制度的改革，还打破了传统的干部子弟优先的原则，实行教育公平。此开创性举措的推行，引领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人才的大量培养和中国科学技术实力的突飞猛进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可靠的人才队伍。 

　　（五）反思性 

　　1975年的邓小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体验了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厂三年半的疏离，饱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历史典籍，对很多问题形成了深刻认知，对教育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深刻反思也是其厚积薄发的理论成就。他的反思体现在：一是对教育质量的反思。他指出，“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17]“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18]可见，他对教学质量表示不满，并有了自己的疑问和思考。他的这种不满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反思，他的整顿工作实质是改革的试验。二是对教学方式的反思。1968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成为“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高校也随之实行“开门办学”。这样一来，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贻误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成长，造成了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断层，后果极为严重。[19]据材料显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被长期中断，使我国少培养大学毕业生100多万，中专毕业生200万，少培养了几百万青年人才。在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空白。”[20]其后果是在旧文盲未被扫除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大批新文盲。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文盲和半文盲达到2.3亿人，其中很多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中断而造成。[21]邓小平深感痛心，他指出“要后继有人”。[22]三是对招生制度的反思。“文革”时期实行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即工农兵学员免试上大学。学员知识基础相当贫乏，无法适应大学教学内容，邓小平因此发问：“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23]鉴于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24]，为招生制度的改革确定了方向和基调。 

　　四、教育整顿的影响 

　　1975年的教育整顿是中国教育界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的一线曙光，带给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无限希望和遐想，教育界人士普遍感叹“教育有救了”。 

　　首先，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顿唤醒了人们对教育的期待和敬仰，扭转了教育界的混乱认识，促进了人民群众教育思想的觉醒和统一。经过这次整顿，人民群众普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更加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贯彻各项教育政策和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据江苏省统计，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仅就江苏省的录取情况来看，1978年3月全省共录取新生9556人，后又扩招4896人，合计招生14420人[25]。统一教育思想后人民群众投身教育的积极性可见一斑。这些通过高考走向人生坦途的人改变的不只是其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更有幸成为国家新一轮建设和发展征途中重要的一员。 

　　其次，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具体措施，为“拨乱反正”后的教育改革、恢复高考等一系列科学的方针政策推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迎来了中国教育的春天，从而间接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再次，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顿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赢得了民心和支持，为“四人帮”倒台和后来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以及其领导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75年的教育整顿，受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人群，一是早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二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这两大人群的发展和成长，事关中国发展的前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四十年风雨兼程，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顿以开创性的思维引领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尽管历经曲折，但前途光明，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作者为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7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8页。 

　　[4]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8]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06页。 

　　[9]程中原、夏杏珍：《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0]所谓“两个估计”，是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基本评价，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4]程中原、夏杏珍：《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15]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9]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2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320页。 

　　[2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25]马征里：《新中国成立60年江苏省教育大事记》（12），《江苏教育报》2009年10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