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相比，中国当代史因其与执政党的党史关系密切，与现实关系密切，与国家的形象和亿万人民当下的奋斗目标关系密切，因而带有更为浓重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也更容易成为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争夺的阵地。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个“史”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当代史。　

　　那么，目前我们在中国当代史领域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表现得怎样呢?笔者以为还是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的支持不够，公民包括一些政府公务员对国史一知半解的居多;另一方面，无论是网络，还是公开出版物，充斥着大量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或者反应迟钝，或者显得软弱无力。　

　　反应迟钝或者软弱无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反应迟钝或许与对“不争论”、  “包容多样”等问题的不正确理解有关。“不争论”曾经是我们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因  素，因为在尚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前，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争来争去会束缚人们的手脚，拖延探索改革的进程。“不争论”的针对性仅此而已，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要开展争论。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大争论、大讨论进而获得思想解放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更是在改革的实践中经过不断的“争论”和总结形成的。道理很简单，争论或批判是辨明真伪、澄清是非的重要途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至于“包容多样”，则根本就是与争论或批判不相矛盾的，因为多样是争论或批判的前提，只有包容多样才能为思想或者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所以“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软弱无力可能也是长期“不争论”造成思想钝化的结果，亦即因为“不争论”而见怪不  怪，熟视无睹，进而感知的敏感度丧失，长此以往也就失去了“话语权”。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人的大脑有诸多突触，多学习、多记忆、多争论，就会使突触数量增加，也就不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人的生理进化是如此，以这种生理进化为基础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不竭的生命力，首先就是因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它是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批判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汲取了养分，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因为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的一系列创新，才确保了改革开放顺利推进并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这一经验表明，我们的理论研究想要跟得上时代步伐，就不能失去通过批判、吸收实现理论创新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固守教条同样是思想钝化的表现。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大爆炸、价值观念多元化和信息载体多样化的现实环境，滞后的理论思维  不利于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以上所言似乎是偏离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话题，但是笔者认为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更为急切，正确的理论导向是发挥中国当代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作用的根本前提。还有一点不得不指出的，就是时下的史学论文大都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必要的学理分析，结论平淡浅薄。现在的大环境比较浮躁，学术指导是功利性的，成果多是速成的，缺乏必要的积累。更重要的，就是研究者对哲学、学术史和思想史疏远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研究，而“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中国当代史研究理所当然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